听说上海交响乐团即将复工演出,海外音乐家纷纷向音乐总监余隆发信道贺,“真为你们开心!生活终于回来了,恭喜上海的音乐家们,恭喜上海的观众们!”
道贺名单里包括大提琴家戈蒂埃·卡普松、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指挥家夏尔·迪图瓦等大牌艺术家,在很多国家的剧场还在关门、演出还遥遥无期时,国际交响劲旅上交的复工,为古典乐坛点燃了希望、打了强心剂。
“他们很关注上交,很羡慕我们复工,是真心为我们喝彩。”余隆感慨,“难以想象,从三月到六月,全球音乐家集体失业,所有音乐会都不开了,所有歌剧都不演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也是上海给世界的信心。”
余隆
6月13日晚,面对361位观众,余隆将率领上交献演格里格《索尔维格之歌》、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这是上交所有声部音乐家在鼠年以来的首次齐聚,也是疫情以来上交首批售票演出之一。
“既致敬逝者,也憧憬未来。”这是余隆对这场音乐会的设计,曲目也经过了特别的调整和挑选:上半场致敬逝者、最美逆行者,以及环卫、交通、警察等一线工作者;下半场,在贝多芬的“田园”里看到对希望、对未来、对生命的憧憬,贝多芬已经不仅仅属于德国,而是全人类的精神遗产、精神象征。
6月28日,上交2019-20音乐季闭幕音乐会,余隆还要带团演绎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堂·吉诃德》,“人有时候需要堂·吉诃德那种精神,一根筋,专注做一件事,才能完成一些事,才能放弃很多虚无缥缈。”余隆笑说。
余隆上一次在舞台上的重要亮相,还是1月底率纽约爱乐乐团举办“新春音乐会”,那时候,正是中国疫情最凶猛的时候。
很多人劝余隆留在国外,但在2月8日这一天,他坚持回了国。
“所有音乐家都在国内,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我在外面,我对不起他们。”责任感促使余隆回了国,回过头看,他感慨,“回来是很正确的,你要对你的城市、你的国家有高度的信任,你要为你的城市、你的国家感到自豪。”
因为疫情,余隆今年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的音乐会都取消了。一直以忙碌著称的余隆停了下来,然而闭关期间,他也没闲着。
除了指挥家的头衔,余隆还有一个身份是艺术管理者。也因此,他每天都要和上交,和欧美的经纪公司、乐团、艺术家开电话会议,调整节目策划、调整演出档期。
“上交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所有工作都在有序进行着。”余隆透露,上交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到了2023年,不久便会公布2020-2021年度音乐季,9月开始的新音乐季完全根据国内外疫情设计,非常严谨,以减少无谓的取消和推迟。
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当下,今年年底以前,余隆对海外演出项目进中国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这也给了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家一个机会,做一次规模空前且高质量的“大检阅”,“这在二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你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生命力有多大,给这个时代带来多少创造力,很多中国音乐家都是这个时代出来的,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代人。”
疫情期间,余隆也看到了线上音乐会
“线上音乐会你几乎分不出乐团的好坏,因为可以制作,一流乐团和六流乐团都在线上播,你会觉得没区别。但你把做事情的规矩破坏掉了,一流乐团背后有大量工作,有仔细精准的排练,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余隆比喻,就像看电影,在线上看和在电影院看,感觉肯定不一样,“艺术的冲击力是要夸张的,但那种冲击力,你在小小的电脑、小小的手机上感受不到。”“艺术要直抵人心,一定要
2003年非典最严重时,余隆带着大提琴家王健和东京爱乐乐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了一场,轰动一时。非典结束后,中国第一场现场音乐会也是在余隆的带领下恢复,在广州。
“这次疫情更严重,是全球性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都卷入其中,显露无疑。”前不久,余隆和大提琴家马友友深聊了一次。马友友感觉,舞台和观众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很难再回来,因为疫情让国家之间、城市之间、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有了距离,所有距离都在拉开。“这是事实。”余隆坦诚,真正能把大家重新聚拢在一起的,也是艺术,因为人和人可以在艺术里互相被感动。
余隆和他的
除了打不完的电话会议、忙不完的工作,疫情期间,余隆也给自己留了一点时间。
他开始精进英语、法语,以及自己在德国留学期间学的德语;他看了一堆书,比如麦家的《人生海海》、刘慈欣的《三体》;他开始骑自行车上班,见到红灯就老老实实停下来;前不久,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辆重型摩托,偶尔就要在北京街头遛一圈,倒在地上要六个人才能扶起来,骑着摩托车的余隆戴着一幅墨镜,霸气外露的街拍很快刷屏了朋友圈。
“你们采访过张文宏吗?他这个人说话很来劲的,采访他比采访我有意思多了。”采访中途,余隆突然提到了年度偶像“张爸”,“音乐会什么时候恢复正常,你们要问他。你们可以隔空喊一下,请张文宏来听我们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