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繁荣不仅是去演他们的东西，而是用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影响他们。”石倚洁演过英语版的《红楼梦》，他期待在国际上用中文去唱一部中国的歌剧。

 

文 / 特约撰稿 余夕

图 / 受访者提供
 

石倚洁是当今歌剧舞台上轻型抒情男高音代表歌唱家之一，也是首位登上意大利“罗西尼歌剧节”的华人歌唱家，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大顶级剧院。在国内，他因担任《声入人心》出品人和《歌手2019》帮唱嘉宾而“出圈”，曾在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中以连续19个High C燃爆全场。2021年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4月，石倚洁参演了国家大剧院版歌剧《茶花女》，向这位作曲家致敬。《茶花女》在京一连六场演出，八千余张门票在开演前即售罄。接下来，他将率领从《声入人心》成长起来的几位新生代美声男孩在国内巡演。近期，本刊特约撰稿人采访了石倚洁，回顾他如何通过长久的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世界级男高音，以及他为“用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影响西方”的抱负所付出的努力。

从上海飞往东京，也就三个小时的旅程，就像一趟北京飞往广州的短行，了无新意；但对19岁的石倚洁来说，他万没想到，小镇青年的一小步，拉开了他人生的世界版图。此后的20年间，他浸润在不同文化的滋养中，如同一辆永不停息的列车，穿梭往返于世界各大洲：目的地，是每个城市的地标之一——歌剧院或音乐厅；职责，是演绎近40个性格迵异的西洋人物——这与他的东方面孔大异其趣。

按他自谦的说法，他是一个歌手，但业界的评论耀眼到灼目：世界级的男高音。
 

上海

1982年，上海浦东张江镇的石家迎来了他们的独生子石倚洁。石倚洁天生一副好嗓子，乐感也好。小学期间，石倚洁加入学校的少儿合唱队，初中又进了川沙少年宫合唱团。上了高中，他才真正喜欢上了音乐，进入高中的艺术专长班。这时候，他才听说有一种最好的科学发声方法，叫美声，于是决定学这个。

“美声（bel canto）”本为意大利的一种声乐学派，其发声方法科学地运用了人体的共鸣腔体，使音量最大化，且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富于穿透力。之后这种唱法普及世界各地，又完美地呈现于歌剧舞台。人们所熟知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也都是歌剧舞台上的佼佼者。

高中阶段，石倚洁走了许多弯路。17岁那年，父亲的发小、上海音乐学院男中音廖昌永的一位朋友，把他引荐给了廖。当时廖昌永已是国内的艺术之星。廖发现，石作为男中音有几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但他音色华丽、乐感良好，于是建议他改唱男高音，并把他推荐给了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在魏那里，石倚洁学了自己的第一首咏叹调——《茶花女》中的“沸腾激动的心灵”，体味到了美声和意大利语的优美。

 

2001年，石倚洁高考落榜。失望之际，他一度想去考技校，想着将来做个程序员。“以前唱流行好好的，一改美声就要傻三年。因为原本有一个发声习惯，改学美声，十几年的肌肉平衡被打破，你要去重塑。当时就处在打破后的平衡期，还没显露出特别好的条件，没能把自己将来性的一面展示出来。”石倚洁说。

比石倚洁更失望的是他的父亲。这位初中毕业后就去内蒙古下乡的中年人，深感文化不高的痛楚，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儿子身上重演。

有一天，他从当地的教育电视台上看到一则三秒钟的文字广告，是一家日本的音乐大学在上海招生。于是，他拉着石倚洁在电视机前看重播，一等就是几小时。最后终于看到是日本的东邦音乐大学。父子俩记下了电话和地址，第二天赶到现场。

看到招生简章上6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石倚洁拽着父亲的手要打退堂鼓。父亲反而请招生的老师马上面试儿子。石倚洁唱了两首歌，对方很满意，通知几天后再来笔试。考试顺利，石倚洁拿到了第二年春季入学的通知书。

这一下石家犯难了。仅学费就要50万，在20年前，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父亲卖掉刚买不久的新房子，全家搬回以前的老宅，筹集了60万。
 

 

东京

日本东邦音乐大学并非名校，但日本的古典音乐却很普及，这要归功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一直持开放态度。东京时常有歌剧演出。在新国立剧场，石倚洁第一次现场看了歌剧《卡门》。美，不言而喻，但石倚洁没敢想日后自己也能站在舞台上唱歌剧。

对一个自费的留学生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尽管家里攒了一笔学费，但那远远不够。为给家里省钱，他买了一辆单车，每天骑车半小时去学校上课；课余，他到餐厅洗盘子，之后在居酒屋做厨师。虽然很累，但很开心能自己养活自己，减轻家里的负担。最终，石倚洁只花了家里30万元，其他费用都是自己挣来的。

学业也没落下。他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对相关文化的理解也深入了许多，同时把各方面所欠缺的东西都补齐了。而且，专业课年年第一，表现出色的他获得了更多机会。

大三那年，石倚洁去该校在维也纳的分校游学，分校校长林千寻看中了他的天赋，向校董事会建议，希望他毕业后来维也纳继续深造。

这需要一笔巨资才能实现。校董事会经过一年多的讨论，最终决定资助石倚洁。这在该校从未有过先例。

 

 

格拉茨

格拉茨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距离首都维也纳160公里。石倚洁一年的学习，就要在这座文化名城的一幢老宅里完成。

林千寻要用一年时间把他培养成为一位歌剧演员，但这样要求甚高，不仅需要歌唱功底，还要通晓数国语言，不仅要有表演能力，还要对不同的文化有感悟力。

于是，每天会有不同专业的五位老师亲自上门讲授。

在石倚洁看来，最重要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教他学习歌剧的艺术指导老师。他要理解剧本、把握人物个性，尤其是要背下整部戏的曲谱和唱词，而且一个月一部剧，一年下来学了12部。通常，一个学生三四个月才学一部剧。

那一年，他几乎整天待在房子里。周边树林里就这么一幢楼，连个邻居也没有。去超市，要下山步行20分钟。没有电话和手机，也没有网络。想家了，只能跑到山下的电话亭聊上一番。每天睁眼就是唱歌、表演、背单词、背曲谱。闭上眼睛，满脑子里还是旋律、唱词。

直到半年以后，石倚洁才知道自己是作为歌剧演员接受速成培养。这下压力更大了：一来自己瘦小的东方体形要和欧美高大壮硕的演员一样去唱歌剧，他有一点自卑；二来学校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怕学不好对不起别人。但老师们总是鼓励他，“唱得好，唱得很好。”

闷得发慌时，他向老师提出，想去外面走一走，“你不是说我唱得好么，那你让我去看看别人唱得怎么样。”老师让他下山参加国际比赛。四场比赛下来，场场第一，一共拿了七个奖。石倚洁也懵了：我真有那么好吗？

那四场比赛的等级不算最高，但第三场比赛让石倚洁找到了自信。

事情缘起于第二场比赛。颁奖结束后，一位意大利评委主动找到石倚洁。他以为石倚洁用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唱咏叹调，一定会讲意大利语，却发现石只会讲几句。

这个人就是当地有名的剧院经理贾尼·唐古奇，他热衷于在比赛中发掘青年歌手。不久，石倚洁收到一封唐古奇的信，邀请他参加托蒂·达勒·蒙特国际声乐比赛。

那不光是一场比赛，也是为一部歌剧选拔演员，获胜者将获得一份演出合同。进入半决赛的，是三位意大利人和一位中国人，石倚洁已经很满足了。和三位意大利人去比拼一部意大利喜歌剧，而且有大段的宣叙调（念白）演唱，能有多大胜算？

谁也没想到，最终是石倚洁拿到了那份至关重要的合同。那部歌剧是莫扎特的《女人心》，石倚洁是六位主演中惟一的男高音。第一次登上歌剧舞台，他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威尼斯-米兰-佩萨罗-罗马-佛罗伦萨-博罗尼亚……

歌剧起源于1600年前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像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一样，歌剧也是意大利的名片。石倚洁的歌剧生涯就起步于意大利。从2007年开始，他每年有八个月在意大利演出，五年下来，几乎跑遍靴子形的意大利。

2008年，石倚洁去罗西尼（作曲家）歌剧研究院进修，导师是研究美声时代三位作曲家的活化石似的人物，石因此接受了非常严格和正统的训练。也是从那年开始，他连续五年参加“罗西尼歌剧节”，出演了《兰斯之旅》、《欧利伯爵》、《德梅特里奥与波比利奥》、《摩西在埃及》和《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被视为罗西尼男高音的代表人物之一。

 

媒体一开始对这张新面孔有点不知所措：“一个非常瘦小的东方人，弱不禁风，好像连谱子都拿不动，也就三个苹果高，让人惊叹的是，他往那儿一站，嘴巴就开始放烟花似的。”之后，赞美之辞不绝于耳。

也有一些刺耳之声：“这人唱得很好，但我是闭着眼睛听完的。”回看2009年石倚洁主演的《欧利伯爵》，当时石倚洁在一众高大的欧洲人面前，无论身形还是面孔都会有些违和感。他全凭出色的演唱和表演征服了挑剔的观众。

同样的事情，石倚洁的好友劳伦斯·布朗利也遇到过。这位美国黑人歌手曾被《纽约时报》认为是“迎接新的黄金时代的男高音”。但也有人挖苦说，你有伟大的声音，但你不会有任何职业工作。直到30岁前，小黑（昵称，因为个头小）一直找不到工作。

石倚洁说他能理解票友们的心理。他们长期有自己固定的审美取向，一张东方面孔去演他们熟悉的角色，他们就是不习惯。就像让西方人去演梁山伯、贾宝玉，去唱中国的京剧，要正儿八经地演一出戏，我们也接受不了。但如果他能唱得和我们一样好，我们也会发出赞叹。

最初上台，就他一个东方人，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应付舞台上的要求，石倚洁抱着一个学生的心态在工作中学习。不同的剧院、大师和众多前辈教会了他许多。那五年，他学完一部演一部，最多时一年演了八部，脑子都炸了。高强度的工作常常令他晚上做噩梦：梦中的他就要上台了，却发现没有学过这部剧，吓得一身冷汗地醒来。

语言也是一道坎。大学前学的英语，基本会话没问题。日本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意大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意大利语也拿了下来。家住格拉茨，当地讲德语，免不了日常的接触和运用。而工作关系，要唱法语歌剧，也能讲一点法语；至于偶尔唱俄罗斯、捷克的歌剧，只能标上国际音标模仿。五年下来，外界终于在语言上认可了他。有评论说，你闭着眼睛听他唱歌，根本听不出他是外国人，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徳语和法语。

▲2012年6月，智利圣地亚哥歌剧院，多尼采蒂歌剧《鲁克蕾莎·波吉亚》
 

歌剧中的男高音依据个人音色质地的不同，分为轻型抒情男高音、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英雄男高音等，风格不同但没有高下之分。早期的石倚洁被归类为“轻型抒情男高音”，因为身材瘦削，音色偏轻巧明亮，罗西尼、贝里尼、多尼采蒂、莫扎特的歌剧是他最擅长的。但随着日积月累的历练和技艺的提高，他的音色变得圆润透亮、张力十足。他在《坦克雷迪》中的表演，自信、有力、从容，已从以往略带青涩的演出中超然而出，显示了一种成熟的魅力。

自然，他也赢得了人心。“我的自信来自于观众。”沐浴在持续的掌声和“bravo”的喝彩声中，石倚洁迎来了属于他的时刻。

 

 

格拉茨-巴黎-伦敦-哥本哈根-纽约-莫斯科-东京-耶路撒冷-圣地亚哥……
 

格拉茨是石倚洁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夫人——一位同样从中国来学习声乐的留学生，他们在这里成了家。格拉茨更是他事业起步的原点，以此为圆心，以各大洲为半径，他开启了职业生涯的世界版图。

唐古奇把他介绍给了歌唱家安德列·波切利所在的经纪公司，他们观察半年以后便签下了他，并一直合作至今。

2010年，石倚洁将要做父亲，而且得知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这打乱了他们原本留在国外的计划。一来石倚洁每年待在家里的时间屈指可数；二来让夫人独自照顾两个孩子也不现实。石倚洁不忍心让夫人操劳过度，于是又在她的老家湖南长沙安了一个家，方便家里老人帮忙照顾孩子。

最初的五年，他更多的是在欧洲行走。从2012年后，一年有八个月的时间，他要在世界各地演出。格拉茨就像一个临时停靠的码头，回来换个衣服或箱子，停留一两天，又要飞往千里之外甚至万里之外的国度。在家的时间，一年加起来不超过30天。

当人们问起住在哪儿时，石倚洁总是伤感地回答：“我住在我的行李箱里。演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早些时候，石倚洁常一个人停留在格拉茨，夫人只能每年夏天从中国过来陪陪他，而孩子太小无法过来相聚。时间久了，石倚洁也想孩子。从2014年起，他索性把工作的重心慢慢向中国转移。而且国内的艺术市场开始繁荣起来，演出也不少，可以一半工作在国外，一半在国内。

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每年在国外演两三部歌剧，也就是四个月的时间。毕竟歌剧是别人的东西，在别人的阵地兴盛，在国外有更成熟的观众群，他要逼着自己上足发条，充充电。

石倚洁说，虽然他在国内的幸福指数要高得多，可以陪伴家人，收入也与国外相当，但容易陷入舒适区。为了保持专业状态，就要时不时地跳出这个舒适区。

每次一下飞机，石倚洁又像回到了留学时代。自己打车前往预订的公寓。因为排一部新剧通常要一个月左右，公寓里可以自己做饭。当年为就业考取的厨师技艺又派上了用场。保持过往的斗志，减少自己的惰性，是他抗衡时间的方式。

▲2014年2月，法国图卢兹市立歌剧院，多尼采蒂歌剧《宠姬》
 

刚出道时，石倚洁从罗西尼的轻型抒情男高音角色开始，之后慢慢转型抒情男高音，主演了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威尔第的《弄臣》、《茶花女》等。经过多年的打磨，石倚洁已将自己的声带这个乐器运用到了黄金分割点，良好的平衡掌握力，将气息和共鸣腔体发挥到了极致，令他并不高大的身躯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和穿透力。

“作为一个异文化的人，能够站在他们的舞台上，唱他们的东西，唱到这个分上，已经满足了。”石倚洁又补充道，“我这人很容易满足。”

 

北京
 

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石倚洁这辆难以停靠的国际列车，终因外力作用，在中国站长时间地停了下来。

事实上，早在2010年10月，石倚洁就出演了作曲家叶小纲的歌剧《咏别》，令国内观众初次领略了他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也就理解了叶小纲为什么会说，“如果不和他合作，我宁可等着不演。”

2021年4月，北京，国家大剧院地下三层排练厅正在排练歌剧《茶花女》。石倚洁坐在角落，看着B组演员的排练，嘴里默默地跟着音乐念念有词，并不时地翻看曲谱。B组结束，扮演阿尔弗莱德的扣京对石倚洁感叹：跪那么长时间，我都要累趴了。石倚洁打趣说，你就趴那儿吧，唱完大幕就会拉下，到时候让别人拉你一把站起来。

之后轮到石倚洁上场。这是《茶花女》第二幕结尾处，众人谴责阿尔弗莱德对维奥莱塔的谩骂和指责，石倚洁长跪地上五分多钟，角色的悔恨和委屈，全然写在他朝向地面的脸上。

通常，演员排练大多是熟悉节奏、站位，不会百分百投入，石倚洁则是全场最认真的那个。他说习惯了，多年养成的肌肉记忆，一旦进入角色，就会条件反射，全情投入。“演员也是一个体力活。”

▲罗西尼歌剧节，《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
 

走出排练厅，石倚洁和大伙儿打着招呼，俨然是个老主顾。从2014年起，他开始了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先后主演了《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威廉·退尔》、《唐·帕斯夸莱》、《风流寡妇》、《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法斯塔夫》、《军中女郎》和《茶花女》等多部歌剧，还在音乐厅参演了多场演出及新年音乐会。

尤其是2018年的《军中女郎》，他的19个High C在网上爆红。歌剧上热搜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许多人第一次知道，歌剧的返场是把刚才的曲目再唱一遍。能一气唱出9个High C，已经是检验男高音的试金石；石倚洁返场一次，还多加了一个，于是有了“石神”的美誉。歌剧因他小小地火了一把。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中国的歌剧正处在井喷的上升期。许多国外著名的歌剧院开始与中国国家大剧院合作，他们不仅出编导和舞美，还带来了不同声部的主要演员，而通常男高音会留给中国人——因为有石倚洁。

但中国的男高音不只有石倚洁。这些年，大量中国留学生前往意大利或欧洲其他国家学习声乐。石倚洁回忆说，当年他参加国际声乐比赛，100个人里会有40个韩国人，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如今，100个人里会有30个中国人，涌现了一批更年轻也颇具实力的男高音。

像曾在青歌赛中崭露头角的张喜秋，经过在意大利多年的学习，有了脱胎换骨的质变，屡获国际大奖，其辉煌的高音和质感令人惊喜。不到30岁的张龙拿下了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新声音大赛的第一名，随即主演了布拉格国家歌剧院的《弄臣》。还有米兰的王川、维也纳的夏侯金旭，也分别在各大歌剧院担纲主演。采访中，石倚洁对这几位同行也是赞赏有加。

学习歌剧，肯定要经过长期的留洋熏陶，在那个染缸里，三到五年才能染上一点颜色。唱歌的激情、语感的把握、风格的形成，只有多年的积淀才会形成演唱的条件反射，形成血液里的东西。这是石倚洁的亲身体验带给他的感悟。

“但我们的文化繁荣不仅是去演他们的东西，而是用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影响他们。”石倚洁演过英语版的《红楼梦》，他期待能用中文去唱一部中国的歌剧并影响世界。
 

▲《红楼梦》
 

回顾个人经历，石倚洁总结，他的幸运是赶上了三个不同的时期。

一是赶上了留学吃苦的末班车。这是那一代留学生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是从上海出去的陈冲，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当年即便顶着中国影后的桂冠，她也一样要到餐馆打工端盘子。多年后，已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陈冲，有次在餐厅遇到曾经的同事端着盘子想要躲闪，她上前安慰道：“没什么，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如今，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往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不用像前辈那样去打工洗碗，而是拿着父母给的信用卡，解决生活所需的一切。而当挫折到来时，信用卡是无用的。

二是赶上了歌剧繁荣的末班车。2007至2012年，是欧洲歌剧最后的黄金时段，有许多剧可以演，还有不错的经济回报。石倚洁听欧洲前辈说过，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在当地买一套房。2012年欧州经济危机冲击到文化领域，政府资助少了，企业赞助也少了，市场萎缩，机会减少，青年歌手前面还有前辈，想冒出来很难。

三是赶上了网络繁荣的首班车。以前看歌剧的视频很难，查资料要去图书馆。现在，打开视频网站，石倚洁的演唱随处可见，“以前我主要在国外演出，国内刚刚有土豆、优酷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孜孜不倦地从国外视频网站上‘搬运’视频到国内，渐渐大家都了解了我”。而在知乎、豆瓣等社交网络上，关于石倚洁演唱技巧、演唱水平的话题，也被讨论得热火朝天。

通常，歌剧演员的黄金期是35至55岁，石倚洁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说他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名利的诱惑去演不适合自己的剧目，过早地唱坏了嗓子。前些年，有人邀请他出演《波西米亚人》，那是他非常想演的剧目，但他谢绝了。因为《波西米亚人》的乐队太重，他要抗衡乐队，声音就会绷紧，会把肌肉用到极限。人的声带是有弹性的，唱宽就回不去了。所以，欧洲的名歌手大都非常节制。石倚洁觉得，40岁后，自己身体机能的各方面进入稳定的最佳期，就可以接一些有挑战性的剧目。

他也不拒绝跨界去唱音乐剧，最想演的剧目是《歌剧魅影》、《西区故事》。他对中国艺术歌曲情有独钟，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演出安排。他还用美通的方法演绎中国的原创歌曲，向大众普及美声唱法。

在可预见的未来，石倚洁还会是个全球旅行者。他的合约已签到2023年。甚至在去年欧洲疫情暴发前，他还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排练威尔第的《法斯塔夫》，直到演出的前两天才不得不停下来。一旦全球文化活动恢复正常，在巴黎歌剧院等全世界歌唱家梦寐以求的舞台上，人们又会看到那张不再陌生的东方面孔。

这就是全球化的成果与魅力。仔细想来，石倚洁人生几乎一半的岁月是在国外度过的。没有当年日本学校的慧眼与胸怀，石倚洁可能真的为了就业去学了计算机、成了一个码农；没有长期的西方艺术训练和文化熏陶，东方人要在歌剧舞台上站稳脚跟委实艰难；更关键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灿烂的文明，超越东西方之分，只有向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学习，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石倚洁出现。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石倚洁有两个愿望，“一是想知道自己60岁后，会唱出什么样的声音；二是想坐在剧院里，听自己（在台上）的声音。”前者，时间可以给出答案，后者则像是无法完成的奢望，除非他能像诺兰电影《致命魔术》中的安吉尔那样，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通过魔术复制一个自己——台下的石倚洁，是一个中国人，台上的石倚洁，是一个国际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到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