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乃国之大乐。作为一个频现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概念，“国乐”已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音乐，也包含那些在形式和内容上彰显民族文化本位，体现中西融合之特质的新型国乐创作，即“新国乐”。从刘天华开展“国乐改进”运动算起，“新国乐”已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近年来，随着“国潮”的兴起，“国乐”再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李博禅作为当代青年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国乐一直是其创作版图的重中之重，他以连续不断的优秀创作昭示了自己对于“新国乐”的理解，向公众交上了一份厚重的国乐答卷。2023年11月，李博禅携其新作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亮相常州歌舞剧院，作品灵动自在的音符、浓淡相宜的布景，无不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体验，“新国乐”的篇章由此得到了又一次的实践与书写。

笔者当日听罢整场音乐会，可谓思绪万千。在这音乐响起的地方——常州，既是中国古代大运河孕育的文化名城，亦是近代以来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播平台，可谓是人杰地灵。作为承载这部作品的“场”或“域”，常州为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创造了一个历史与当下、现在与未来交联互通的文化空间——《听见·大运河》的声音不仅是历史和当下的，更是缘于抒情主体所焕发的未来声响。七十分钟的国乐现场，融古于今，化旧为新，呈现出作曲家以新国乐为体，兼以声光手段和吟诵为两翼，道来常州历史、展望美好未来的诗意期景。惟乐不可以为伪，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让我们看见和听见的，绝非仅有作曲家对于国乐的深厚感情，还有他对祖国文化的深情咏叹。纵观全作，“融汇以贯通”“继承以创新”“抒情以述志”是李博禅从《听见·大运河》中自然流露的“新国乐”观。

 

一

融汇以贯通——作为“国乐现场”的《听见·大运河》

《听见·大运河》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国乐作品。在节目单上，《听见·大运河》被明确贯之以“国乐现场”的称谓。据作曲家及其主创团队所言，“国乐现场”是李博禅首创的概念。作曲家希望能透过此“国乐现场”，让观众在音乐剧场中沉浸式地感受常州背后的大运河文化。这样的一种形式让笔者想起了20世纪初广泛兴起的一种音乐呈现形式——音乐戏剧舞台。早在19世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便通过整合舞蹈、音乐、戏剧和舞台美术等各类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抒情性和艺术美，彻底征服了世界各国的观众。尽管作品的体裁被定位为“芭蕾舞剧”，但已然呈现出综合性舞台作品的特质。20世纪之后，先锋派作曲家更是将此体裁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始大量运用音乐以外的舞台元素来增强作品的修辞效果，而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也在保持可听性的前提下，吸纳了“音乐戏剧舞台”的艺术特色，为当代新型国乐创作提供了又一可供参考的具有体裁属性的“范本”——国乐现场。

在形式上，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不同于目前所知的任何一种创作体裁。整部作品以常州历史上的几个典型场景作为时间线索，糅合了古筝重奏、丝弦五重奏、民族管弦乐、清锣鼓、传统吟诵、劳动号子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主创团队精心设计的舞台装置和布景，共同造就了这部介乎于舞台戏剧和音乐作品之间的综合性国乐创作。需要提到的是，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中对于不同音乐形式的借用，并非是随意之举。整个作品的四个“场景”分别为《生息声兮》《江南好》《奔流向前去》和《流向未来》，分别对应“筝箫重奏”“丝弦五重奏”“唢呐与鼓阵”以及“民族管弦乐”四种音乐形式。从《生息声兮》描绘水滴汇流成河的静谧淡雅，到《江南好》描画常州日常市井生活的活色生香，再到《奔流向前去》中以鼓乐和唢呐汇聚而成的阳刚声响，最后一同汇成了如同阳光般普照大地的民族管弦乐《奔流向前去》，四个“场景”所对应的四种形式以不同的声响特质，构筑了作品不同“场景”间声响强度与情感张力逐渐递进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做法让笔者想起，李博禅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到，自己始终希望能够以更具有独立性的“章”来取代传统的“乐章”来建构音乐作品。这样的设想在其创作的《紫禁城》《龙华英烈颂》之上已然得到了体现，但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却是以更加成熟的方式，令四种不同的音乐创作体裁在承托乐思与激情之余，共同建构了音乐作品的修辞表达。李博禅弃“乐章”而起用“章”乃至“场景”，并以音乐形式本身言说“音外之声”的做法，构筑了他别具一格的国乐创造。

在娴熟运用不同国乐体裁相互嵌套，有机构成整个国乐现场之余，作曲家李博禅还充分利用了各类舞台装置，以为观众和表演者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效。国乐现场的舞台上共包含有“两小一大”三块屏幕，屏幕上的画面和字幕会随着时间线的变化而依次切换。与此同时，在两块小屏幕的旁边各开有一个出口，分别为该次国乐现场中的两个场景角色：象征老者和君子的吟诵者、代表孩童的古琴演奏家提供了介入现场的平台和通道，两个出口的开闭和活动，都会根据剧场的需要发生变化。在音乐现场徐徐展开后，老者（任非先生）以吟诵发问，而后孩童（古琴演奏家高欣然）则以琴音回应，为此国乐现场增添了若隐若现的戏剧色彩。作曲家李博禅以“现代音乐剧场”的手段，展现了国乐在抒情性之外的多种可能，构建了作品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

《听见·大运河》之所以是“国乐现场”而非他物，正是因为它融汇了不同的音乐创作体裁和现代舞美技术，最终呈现出以“新国乐”为体，贯通各种艺术手段而展开叙事与抒情的艺术面貌。若只有“融汇”而无“贯通”，那就只是繁花入眼，昙花一现，但若能在“融汇”的之上达至“贯通”，则能以“后浪”之貌推陈出新，达至“创新”乃至“创造”的目的。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尽管难言无可挑剔、尽善尽美，但其力求“融汇以贯通”的执着追求，成就了这部当日大放异彩、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二

继承以创新——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中的“旧乐新绎”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音乐作品，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在融汇各种艺术形式以成就自身的同时，也彰显出作曲家对传统音乐予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努力。作曲家对于传统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另辟蹊径地消解了国乐创作里“中”与“西”、“古”与“今”的二元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旧乐新绎”的探索，作品对于吟诵、古琴、清锣鼓和号子四种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便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在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的整场演出中，老者的“吟诵”以及琴人的“以琴答之”始终贯穿。“吟诵”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常州吟诵”更是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稀世之宝，但作曲家对于“吟诵”的运用可谓是令人耳目一新。在剧场上，饰演老者的任非以标准的普通话吟诵文辞。相较于严格意义上的“常州吟诵”，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的“吟诵”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朗诵，同时也通过置换方言为“普通话”，让作为国宝的“常州吟诵”更接地气，呈现出了“通俗而不媚俗”的“大众化”色彩。与“老者”这一角色相对，琴人高欣然老师则以琴声回应台上的“吟诵”。古琴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文人音乐的文化符号，其在历史上流传的三千余首珍品乐曲可谓是中国宝贵的音乐文献，相较近年来出现的古琴新作，这些在历史上逸发芬芳的乐曲依旧有着难以超越的艺术价值，但作曲家李博禅并不是一位甘于现状的作曲家。从《紫禁城》开始，李博禅就开始对古琴音乐的创作予以了热情的探索。在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中，所有古琴片段均出自李博禅笔下。据琴人高欣然介绍，国乐现场中的所有古琴片段都有着独立的意义，和老者的吟诵之间是相互对话的关系。笔者在聆听后发现，作曲家在此巧妙地发挥了古琴长于吟猱的优势，并让古琴充当了老者之外，又一故事讲述者的角色。相较于老者“字字清晰”的“吟诵”，高欣然指间的琴音似乎更贴近传统“吟诵”的属性，古琴这一乐器在李博禅的手中再度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除作品对吟诵者及其应答者（古琴）的安排颇具有亮点之外，作曲家在场景三：《奔流向前去》中以唢呐和鼓阵共同演绎《船夫颂》也体现了作曲家对于传统音乐元素的深度挖掘和创新运用。在这一部分中，船夫号子和清锣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音乐素材。在演出现场，舞台下的两条通道共摆放了十二张鼓，听众犹如身处河川，与一众船员迎浪而上。与此同时，由老者带头呼喊，鼓手与之呼应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时间鼓声和号子共同汇成了雄壮的声浪。在乐声中，笔者似乎看到了近代常州以红色文化勇立桥头，在中共的领导下乘风破浪，推翻三座大山的壮阔历史，而嵌入观众席的号子声和鼓声则有如排山倒海的人民之声，在红色唢呐的引领下，奔向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程。在这一部分的乐声里，号子和清锣鼓这两种传统音乐元素在此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音乐效果。

传统是一条河流。创新与继承并进，是当代文化人士再造“新文化”的关键之窍。中国作为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华夏古国，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可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但对于当下现代化的社会环境而言，要让音乐的传统历久弥新、经久传承就需要我们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目光与态度，让传统音乐文化“焕发新颜”乃至“开口说话”，进而让它们乘借“国潮”走入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那些已然成为活化石的音乐传统，让其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路向东，向世界讲好灿烂的中国故事，造一“新国乐”不仅离不开传统之根，更离不开发掘传统、运用传统的慧眼匠心，可谓要继承与创新并进，方可走向我们这一代的“新国乐”，而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无疑已在这一康庄大道上，留下了独属于李博禅，属于90后中国专业作曲家的灵动注脚。

三

抒情以述志——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的“乐外之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文字之外，即是音乐所在。音乐中“情”与“感”的向度构筑了音乐自身不可取代的文艺品格。回头来看，之所以《听见·大运河》能够具备打动人心的气质品韵，或许正是因为作曲家以抒情化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了自己对于运河史诗的抒情想象，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不仅是抒情的声音，更是“诗史”与“乐史”相交织的闪光长卷。2000年来，古运河始终是常州的经济命脉，常州城池的历次兴衰都和运河密切相关。近代以来，运河两岸烟囱林立，厂房如织，常州古运河再度见证了常州工业的起步与发展。面对此般载有恢弘历史的大江大河，作曲家李博禅以睥睨江河的豪情，为常州大运河赋予了宏伟的意象：

赋江海以吐纳、山川以搏动；赋血脉以奔涌、万物以生机！

聚天地之生机，育草木之性灵。

生息！声兮！

吾道何处来

善利万物而不争，赴百仞之谷而不畏，遍与天下诸生而无为……

诗句的大气豪情，为常州大运河赋予了如同长江黄河一样的伟岸之色。在赞颂运河之余，作曲家还以诗文咏叹了“水”的“至柔至刚”之象。“善利万物而不争，赴百仞之谷而不畏，遍与天下诸生而无为”，水以至柔之状孕育生命，也以至刚之貌形塑万物。李博禅不仅为大运河之厚重历史所感动，更是发自内心地认同东方文化中对于“水”的独到诠释。常州作为千年名城，历史上一众名人，如瞿秋白、赵元任、华罗庚等人均自此而出，常州可谓是人杰地灵。这一刻，常州历史中的人与事，似乎都在现实中再度浮现，成为了眼下常州城市景观中的点睛之笔。历史的常州、当下的常州，再度激起了作曲家对于常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无限自豪：

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三吴襟带、百越舟车。

江湖汇秀，龙舟竞渡；南来北往，古韵今风。

一头乡愁思百转，一头文脉越千年……

浩浩运河，生生奔流!

城河相依，相得益彰！

这条滋养着无数人的大运河，如今已经成为了江浙地区的历史印记，是当下构筑中华文化自信源源不断的资粮。运河在历史上的“兴”，是因为它所流经之处，悉皆富饶繁荣。运河在今天的“盛”，是因为它已然成为了常州乃至长江流域城市悠久历史的见证与承载。而运河在未来的不可限量，则是因为它已然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精深，流向世界，走向未来。此时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的景观，而是成为了作曲家抒情的起点与来源，为其发出“他心直指我心”的文化呼号与政治修辞赋予了力拔山河的崇高意象。自此，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动人心魄的抒情史诗，正焕然于众人目光所聚之处，作曲家以“乐”与“文”作为手段的抒情感怀，完成了他自己，乃至九零后青年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可与致敬。

结语

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多次提到，真正做到“文化自觉”需要主体在深入认识其文化的基础上，以既不“全盘复旧”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对固有文化予以转型进而完成创造的过程。在华夏民族再度站在新历史起点的当下，文艺工作者自然也应以这一“文化自觉”的态度，以中外优秀文化作为养料和基石，接续近代“新文化”的创造使命，让“新文化2.0”的再造实践，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契机，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作为一部新型国乐作品，它也具备着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它的成功上演展现了李博禅本人乃至“90后”中国作曲家的“新国乐观”——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摆脱音乐认同包袱的方式，消解过往国乐发展中雅俗与中西的无名边界，创造出一种“无问西东，雅俗共赏”的当代新国乐。或许正是这样的“新国乐”，能以兼收并蓄的姿态，抒情化回眸历史、展望未来，续写中国近代新音乐家“造一新国乐”的篇章。在新的历史坐标下，以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为代表的“新国乐”，正成为当代中国优秀文化的缤纷片段与闪光注脚。

李子林 上海音乐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音乐生活》2024年第5期

（注释从略， 详见原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