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燚

我们认为，“专业”是一个褒义词，所以常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等说法；与之相对，“业余”则是贬义词，比如“做事太业余”等一定是指责而非激赏。然而，对音乐美育来说，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我们对“专业”缺少反思，对“业余”缺少挖掘。

奥运会竟然是“业余的运动会”？

我们都知道“奥运会”这个名号，也大多看过一些相关信息，听过“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

但是，我们往往将注意力投放在谁会拿到金牌、谁的运动技能更胜一筹，很少人知道奥运会有着“业余精神”的内核：1894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将“业余原则”写入章程；1896年的希腊首届现代奥运会上，在运动员身份、资格的确认方面严格遵守业余原则，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

奥运会的文化来源是古希腊“发展全面的人”，并不存在职业运动员。总之，奥运会除了外显的运动水平，还有业余精神的内核，借用“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说法就是：“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则明确，“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为了获利而不惜超极限地训练以至于留下伤病累累，是反奥林匹克精神的。奥林匹克提倡的是普通人的进取精神，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不甘于平庸、朝气蓬勃、激发潜能、积极乐观、超越自我。

近期大火的贵州“村BA”篮球赛也告诉我们，“业余者”才是国民体育运动的基石。没有广大不以运动为职业的业余者，也就没有以运动为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我们更不能因业余者水平不高而歧视他们，在他们身上，反倒可能有职业者无法体会到的体育享受、丰富感受，并且没有职业者所负载的职业焦虑。就如同跳广场舞没有职业舞者的职业焦虑一样。

“爱美的戏剧”竟然是“业余戏剧”？

“爱美的戏剧”，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戏剧运动，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什么是“爱美的”？英语“amateur”即“业余”的音译。

为什么爱美的戏剧家不为出风头、不为利益依然热爱戏剧？其代表人物陈大悲在《爱美的戏剧》中说：“我们是因为受到一种不忍不分给人，不敢不分给人，不可不分给人的精神饭粮而演剧的。”

爱美的戏剧还具有民众化的积极目的：“不是要提倡爱美的戏剧来打倒或者代替职业的戏剧，而是要把戏剧的感化、安慰、一切影响，扩充到职业的戏剧以外，使他成为民众化。”这是“要争回民众享有戏剧的权利”，较之民众仅仅是作为职业戏剧的接受者、审美者，又丰富和深刻了许多。

比如学生剧社，它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成为专门的戏剧家，而是感受和提升表现力、表达力，优化自身，进而优化世界；比如人人都可以喜欢运动、享受运动，但这目标是“体育”，并非人人必须成为专门的运动员。

音乐领域急缺的是教育家

在当前，“音乐美育”是一个极具正面价值的词语。“音乐教育”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教音乐的行为”，但“音乐美育”这个词不会让人专执于“教音乐”，而更有可能“以音乐之美育人”。这才是普通音乐教育的精髓。

换句话说，音乐美育其实是业余教育，并不是专业教育。但是不要小看业余教育，如果稍稍了解教育，就会知道这业余教育一般来说比专业教育更难。现实中，我们在培育音乐人才方面有经验的积累，但在用音乐培养人才方面大都经验不足，甚至意识不清。

“业余”必然是坏词吗？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业余是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自由自觉的必经之路。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认为，中国教育显得狭隘，急缺业余精神：“喜欢艺术，但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同时，以我们熟悉的音乐院系为例，其可能不仅仅是容易养成“匠气”，还往往压制灵气、拒绝创意，乐于和善于建立自己的“井中规则”。

所谓教育，在以往的经验中更多的是划定知识的集中获得。经受这样教育的人往往患上“专业病”，在常变常新的现代社会中很难找到自己的岗位，反而成为“无业者”。即便这样的人幸运找到职位，也往往具有“职业病”：他们擅长的是“正规考试”，而不是解决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的开放性问题；他们只善于面对自己和同行，而不是面对当前和未来的“顾客”。

而在现代社会，教育早已具有了新的涵义，包括了生活本身，此即“教育即生活”“学会生活”，其他还有身心健康、情绪管理、意志磨炼、社会交往、价值追求等等。这时候，业余的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

即便是从最功利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个世界需要多少职业运动家的教练，又需要多少普通健身教练和体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