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下互联网思维，民谣二字如今也成了炙手可热的IP，可是纯粹的民谣什么样，大家似乎已不关心。

当然民谣只是一个词，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对他的定义也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简单的朴素的吟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堂，它是这个复杂世界的极简表述。

野孩子的音乐恰恰就是如此，你会发现他们极少表现城市生活和男女之情，《生活在地下》似乎是仅有的一首表现城市生活的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用本能歌唱其实很难，就像那些叫嚷着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农村故乡、二线城市真回得去吗？被大城市和互联网驯化的人们，早已对故乡没了感觉。

热心的干部为了解决藏族青年的就业，安排他们去沿海工厂打工，厂长也很照顾，可是藏族青年大都坚持不了几天，做一个流水线的机器他们受不了。

可是我们这些北漂，日复一日重复着地铁.家.单位三点一线，被各种贷和消费欲缠绕着，与机器人无异，我们却感觉良好。

我们对世界的好奇浓缩在手机屏幕，生活永远在别处，真人秀一季季上演，却忘了四季的更迭。

“爱春天的人们，是心地纯洁的人；像那盛开的紫罗兰，像我的朋友一样。（《四季歌》）”

野孩子的歌词不像是职业作词人写的，更像是在田野采撷的民间歌谣，这一点制约了它的传播性，同时也让野孩子的每一首歌都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翻看我的朋友魏小石整理的民间音乐档案，那些流传已久的歌曲跟野孩子的音乐之间，总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性。

一首德钦民间歌谣这样写道：“这山是这个地方的根，这条山脚下的大河流不停奔流/那座山顶的泉眼悄然流下/直到冬季来临，请泉眼保重。”这样的叙述方式与《黄河谣》像极了。

看乐评人郭小寒的一篇报道，说野孩子演出结束时都会清唱《黄河谣》，几个中年男人放下各自手中的乐器，端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合唱起故乡的歌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一首歌，要唱进听者耳朵里，还是心里，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个世界观问题。每首歌都走心，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可是野孩子近乎洁癖的做到了。

主唱张佺的嗓音原始又真诚，让人信服又不做作，他无疑是乐队的老大哥，为音乐定了总的基调。

依然是从小寒的那篇报道得知，乐队成员长期在云南过着规律生活，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排练，一直到太阳下山。
 

野孩子工体演唱会结束后，张玮玮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笑着说，“我们这一代已经写不了情歌了，因为我们都结婚了，结婚了还写情歌，那是背叛婚姻。”

一句玩笑话道出了他们与年轻一代民谣歌手的区别，如果说野孩子登陆工体是民谣的巅峰时刻，不如说是对旧时光的一次集体回望。

在90后或更年轻一代光顾的社交媒体上，野孩子的音乐少被谈论，甚至在QQ音乐里也没搜到它们的专辑，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野孩子的音乐不适合用来刷存在感，乐队现场像是一场仪式，听者经历的是一次洗礼，而洗礼的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我有一位朋友，跟我年纪相仿，五年前住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对面的孙庄，他抱着木吉他写过一首叫《河水谣》的歌，歌词我还记得一部分，“你家住在河的对岸，我就住在河的这边/每天你到河边挑水，我就在河边放牛/你妈说你要出嫁了，我逢人就细探悄听。”

这位朋友在北京的生活一直很落魄，高度近视也没有眼镜，骑个破自行车每天去印刷厂打工，我总是担心他被汽车撞到。

后来他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北京，据说是回贵州老家了。

有个大学同寝室的北京同学跟我说，他挺羡慕我们这些外地来北京工作的人，逢年过节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可是自己除了北京没有第二个故乡。

我挺理解他的感受，年轻时在一个地方呆长总会想要逃离。

可是人到中年，对故乡的眷念愈浓。

我的故乡叫小河镇，古称小河溪，如今已是一条被垃圾淤塞的小河道，可是儿时它清澈生动的样子，我依然记得。

黄河已被工业文明糟蹋得千疮百孔，几位中年男人依然端坐在舞台上，认真的唱那首《黄河谣》给你听。（文/冬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