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爱乐乐团

 

作为全国第一家“民办公助”性质的职业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总是有些与众不同。无论是它的公益基因、管理模式，还是它的经费来源和商业探索，厦门爱乐总是在不断思考：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带着交流与分享的初衷，我们采访了厦门爱乐乐团团长方翊，聊了聊对演出行业的新认知，以及厦门爱乐的变化。一些真知浅见，供大家品鉴。

 

 

G=橄榄古典音乐

F=厦门爱乐乐团团长方翊

 

 

G1

从2016年改制后您接任团长的这几年里，您觉得乐团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FANG YI

 

厦门爱乐乐团团长方翊©厦门爱乐乐团

 

F：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厦门爱乐乐团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第一家“民办公助”的交响乐团。在当年，成立这样一种体制的乐团，是非常有勇气和魄力的。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厦门，为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实力与魅力，在创始人蔡望怀先生、首任艺术总监郑小瑛女士、时任理事长潘世建先生以及全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厦门爱乐乐团适应了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成为厦门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架桥梁，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知名的职业交响乐团之一，在厦门更成为了一张家喻户晓的“烫金城市名片”。

 

2019年9月，庆祝厦门爱乐乐团成立二十周年音乐会©厦门爱乐乐团

 

在我接手前，乐团已有18年历程。这18年间，乐团在专业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随着音乐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乐团的运营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它越来越专业化，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不仅要致力于乐团专业核心力的不断发展——这需要艺术总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同时还要面对内部管理、社会公关、资金筹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在此形势下，乐团管理的分工需要更加细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做到“术业有专攻”。因此，乐团在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乐团原来一直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2016年3月开始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团长负责制，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了厦门爱乐乐团，成为了乐团的第一任团长。

 

 

改制之后，乐团增设运营和人事两个部门，确立了议事、决策为主的“团务会议”。成员包括：团长、党支部书记、艺术总监、运营总监、理事会秘书长。这实际是一个集体领导、分工明确的管理团队，是我接任团长以来，乐团在管理体制上的最大变化。乐团通过贯彻落实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取得了显著的管理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个部门的能动性。

 

我个人的管理风格是，提倡合作互信、充分授权。这与乐团指挥的作用异曲同工。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制定一个方向和战略，创造出激发员工自主能动性的环境，让各个部门像乐团各声部一样协调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在运营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乐团的品牌和专业优势，加大和社会各界的合作力度，为乐团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强乐团的“造血”功能并打造品牌战略。我们知道交响乐团的经费都十分有限，疫情前我参加了“2019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全球的乐团都在“喊穷”，包括维也纳爱乐在内的世界顶级乐团都如此。乐团与其被动地等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如主动创造价值。为了激励“造血”，我上任之后对薪酬和奖励制度做了相应的调整。

 

从2016年到2020年，乐团的商业性演出从数量到质量均得到了提升。我认为艺术和市场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正因为我们的市场探索契合国家关于艺术院团改革的方向，获得了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予乐团相当大力度的经济鼓励，除了从商业演出直接得到的收入外，政府还追加补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因此，国内有些院团在改革过程中也曾咨询过我们的做法。这也是我上任后比较大的改变。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商业性、公益性的演出，我们这些年的足迹遍布国内外，在增强“造血”功能的同时，也扩大了乐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乐团的财政缺口，提高了员工的待遇水平。

 

2018年3月，厦大人献礼陈嘉庚——马来西亚行，厦门大学校友企业家访问厦大马来西亚分校暨厦门爱乐乐团“中华情”献礼演出©厦门爱乐乐团

 

在乐团的宣传内容和形式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对宣传部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强度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现阶段，我们还积极探讨在抖音、小红书等媒介上宣传的新模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厦门爱乐乐团。

 

在乐团文化建设上，可能和我过往背景有关，我特别强调学习音乐之外的文化学科知识。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将设立“厦门爱乐大讲堂”，邀请各学科专家来乐团讲课，结合已有的音乐专业建设，把乐团建设成一个更为全方位、丰满的学习型组织。

 

G:那乐团的经费是从哪里来？

 

F：厦门爱乐乐团是全国第一支“民办公助”的交响乐团，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扶助，不是全额或差额拨款，这种体制决定了我们在经费来源上比别的乐团更加困难。目前，乐团的资金构成有三部分：一是政府财政资助；二是理事会理事费；三是演出票房和商业演出等收入。

 

厦门市委市政府对我们这支民办乐团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有力缓解了乐团的财务压力。

 

乐团理事会是2009年由厦门的一些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媒体共同组成的，这是乐团与市场接轨的一个重要特征。理事会成员通过采购演出服务或者提供资源来支持乐团发展。例如：厦门建发集团和厦门大学提供演出场地，为乐团演出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资金；厦门市教育局为乐团“高雅音乐进校园”演出提供一定的补助。理事会不仅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更重要的是搭建了乐团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的纽带。

 

最后，乐团剩下的资金缺口都必须靠商业性演出和门票收入填平，这也是我把增强乐团的“造血”功能作为重中之重的原因，虽然我们可能是全国经费最少的交响乐团之一，但是我们一直充满活力，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去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第3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2020年11月25日和28日，厦门爱乐乐团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开幕式和颁奖典礼上演出©厦门爱乐乐团

 

疫情之前，我们每年的演出频率保持在90场左右，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鸡奖、中菲建交45周年、福建省与塔斯马尼亚州结好40周年等国内、国际的重大演出活动。2019年9月，乐团赴韩国釜山参加Maru国际音乐节，获得“最佳奖”；2020年我们还与著名吉他演奏家杨雪霏一起录制了由DECCA发行的唱片《中国素描》，在世界顶级唱片中“发声”。乐团近期还上演了马勒第三交响曲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曲目。

 

2020年8月，由世界著名唱片公司DECCA全球发行，收录了厦门爱乐乐团与杨雪霏合作的新专辑《中国素描》，是厦门爱乐乐团首次在世界顶级唱片中“发声”©厦门爱乐乐团

 

 

 

G2

从古典音乐爱好者到乐团管理者身份的转变，不同的身份下您的心理路程发生了什么改变？

FANG YI

 

2017年，朗塞斯顿市议会为厦门爱乐乐团参加热岛音乐节举行专场招待会。左：朗塞斯顿市长艾伯特·泽藤先生 右：厦门爱乐乐团方翊团长©厦门爱乐乐团

 

 

F：在加入乐团之前，我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其中一个主业是国际物流行业，曾担任厦门外商协会物流分会会长；同时，我又是“骨灰级”的古典音乐发烧友——收藏了三万多张唱片和数十把手工古典吉他，也从事古典吉他的演奏、教育和自媒体等工作，任福建省吉他音乐学会会长，担任国内、国际吉他大赛的评审。我和古典音乐有几十年的渊源，只是从来没想到会在交响乐团工作。如果说以前是一位“身兼厨师的美食家”，现在就转变成了“厨房总监”，要去“管理一个厨房”，角色转变了，身上的担子确实也重了。在交响乐团管理方面，我是个新手，所以要以学生的心态来对待这份新的工作。刚到乐团工作，我就带领乐团管理团队拜访杭州爱乐乐团的时任团长邓京山先生，向其请教办团治团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得到他很多指导和支持。此后，我也不断向国内、国际友团学习管理经验。

 

在对待音乐的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古典音乐，这是我的一个强大心理支撑。如果不是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信仰，我是不太可能从事这样一份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的。音乐对我而言是“最美的哲学”。相对而言，哲学更偏向抽象理性思维，但音乐既有理性思维，又有美感享受。这种“最美的哲学”是我一生的追求，不管是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还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都在这个“最美的哲学”范畴里工作和生活，这让我感到非常充实。

 

 

 

G3

厦门爱乐坚持做“周末交响”品牌已经有多年，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推出阶段性的演出计划，之后会尝试一次性推出完整的年度乐季规划吗？

Xiam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022年6月18日，厦门爱乐乐团里程碑式上演马勒《第三交响曲》©厦门爱乐乐团

 

F：事实上，我们都会提前制定下一年度的演出计划，在内部从来不说“周末音乐会”，而称之为“乐季音乐会”。乐季音乐会从曲目、客席音乐家、排练、场地、宣传、录音录像等都有特定的安排。厦门爱乐乐团的乐季分“上、下”两部分，通常都会至少提前半年公布演出计划。至于为什么没有印制成乐季手册或者开发布会，是考虑到演出计划经常面临变化，以及一些采购性或政府性活动安排等。所以，我们以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即在内部制定年度乐季计划，但不提前一年对外公布并制作手册。

 

作为一个职业交响乐团，我们深知完整的、专业的乐季音乐会安排是非常重要的，是立身之本。我们的音乐季音乐会场次并不少，以疫情前几年为例，2016年有32套曲目；2017年有26套曲目；2018年有32套曲目；2019年有25套曲目的演出。每年演出的场次，包括高雅音乐进校园及公益性演出等，平均90场左右。

 

至于今后是否会发布完整的全年乐季规划，也一直在论证。如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观众对乐季规划的调整变化也具有了一定的接受度和包容度。所以，我们今后还是会提前发布全年计划，如有需要再进行调整。

 

 

G4

厦门爱乐也致力于文化扶贫和高雅乐进校园的演出，如此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Xiam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厦门爱乐乐团

 

F：当前，国家非常重视美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虽然乐团不是一个职业的教育机构，但是它应该承担音乐美育教育的使命和责任。

 

厦门爱乐乐团是一个民办非企、非盈利的公益型组织，这是我们的基因。公益体现在乐季的周末交响音乐会，票价全部是公益性的，哪怕是与著名演奏家合作的演出，成本再高，我们也一直奉行公益票价。乐团前任理事长潘世建先生多年来也身体力行关心弱势群体，经常带领乐团参加公益活动，所以，做公益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业。

 

我本人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工作，音乐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音乐作品演出质量以及观众的数量和素养。要保证观众的数量和质量，就要让在校学生广泛而深刻地理解音乐的价值。除了每年进入中小学演出20场“高雅音乐进校园”音乐会之外，去年，我们还组建了一支“翔安澳头小爱乐乐团”。

 

翔安澳头小爱乐乐团©厦门爱乐乐团

翔安区第六实验小学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厦门爱乐乐团

 

厦门虽然是个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但是城乡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我曾和时任翔安区委副书记叶晓东谈到，能否找一个农民子弟学校，我们去帮助组建一支少儿交响乐团。他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有意义，于是找到了澳头小学，这是一个以当地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学校，孩子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乐器，更没有听过交响乐。

 

厦门爱乐乐团的指导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学习乐器©厦门爱乐乐团

 

今年6月1日，这支小乐团已经和我们同台演出。他们从零开始，仅训练了四个月。音乐会结束后，观众都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我们切切实实地改变了这七八十位孩子及其家庭和学校的艺术氛围，这是我们做的诸多公益项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公益，经常会从捐钱捐物的角度来衡量，但我觉得从精神文化层面帮助一个学校、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应该更有社会价值。

 

 

2022年6月1日，翔安澳头小爱乐乐团在厦门爱乐乐团“音游星际”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上的演出©厦门爱乐乐团

 

我们也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做公益活动。厦门爱乐还是第一支走进祖国的最南端——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的全建制交响乐团。我们还去过特困地区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在广场上为回族民众举办交响音乐会，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一直延续着带着整支交响乐团走进汶川、彭州慰问演出的传统，受疫情影响才暂停。此外，我们还做了许多慰问军人的公益性演出。

 

 

G5

您觉得中国演出市场的特点是什么？

Xiam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021年4月，厦门爱乐乐团受邀参加“南方之强”厦门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文艺晚会©厦门爱乐乐团

 

F：这个问题非常大，如果从厦门爱乐这样地方性乐团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就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是空前繁荣的，国家出台许多政策鼓励创作、演出乃至研学，所以机会特别多，这在国际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以前经常在国外听古典音乐会，观众一般是中老年人居多，从观众席看过去是白花花的一片。在中国呢？我们可以看到观众是年轻化的，甚至还有许多儿童，这是中国演出市场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现在的演出市场非常多元化，不仅仅是古典音乐会，观众可选择的文化演出还有话剧、歌剧、戏曲、音乐剧等各种门类，这也给我们交响音乐的演出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我从乐迷的角度看，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是比较晚的，虽然交响乐进入中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交响乐团真正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一短短的历程。所以，乐团的水平也好，观众的欣赏水平也罢，总体而言是参差不齐的，都还处于上升期，没有成熟定型，往好的方面说，今后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再者，我和一些音乐家也曾聊过中国演出市场特点的话题，有几位和我提到了年轻古典演奏家的“明星化”现象。他们说，在中国古典音乐市场，部分知名演奏家有“明星化”和“娱乐化”倾向，这对古典音乐行业造成一些影响。在国外，娱乐圈就是娱乐圈，脱口秀就是脱口秀，他们的受众和古典音乐是不太交叉的。但在中国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年轻演奏家受商业的影响，热衷走明星化的道路，常常现身于各种娱乐活动，有些甚至荒废了自己的专业。古典音乐呈现出一种流行化趋势，在这种状况下，观众可能会被引导到只认明星、不重视音乐本质的方向上去了。只要明星出现，不管演什么或者音乐质量如何都趋之若鹜，这对于古典音乐的发展到底是利还是弊，值得进一步审视。

 

需要强调的是，“明星化”不是古典音乐跨界。我非常拥抱、欢迎和支持古典音乐的跨界（crossover）——跨界是融合不同的艺术形式，让各种因素有机结合、互动，产生出一种比单一因素、效果的总和更大的全面效应。比如说谭盾老师的“武侠三部曲”，演出形式融合了电影、美术、舞台表演艺术等元素，但它的音乐本质和品质是有保证的，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这才是跨界。

 

这些就是我从乐迷和从业者的角度对中国演出市场一些非常零碎的观察。

 

 

 

G6

疫情让您对演出行业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还想去做哪些新的尝试？

Xiam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017年3月下旬，厦门爱乐乐团受邀参加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艺术节©厦门爱乐乐团

 

F：疫情的爆发给我们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疫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古典音乐演出行业的脆弱性。从客观视角来看，疫情暴露了当前古典音乐演出行业在社会中的非主流性——“非主流行业”、“非主流市场”。疫情防控期间，演出行业是各行各业中最后恢复的。这说明什么呢——社会没有认为我们那么重要，对吧？一天断水不行，一天停电不行，一天断网不行，一天没有公共交通不行，但几个月不到音乐厅听交响乐倒也还可以接受。这种比较不一定合理，但当发生重大社会危机后，它就会呈现出这样的态势，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反思。

 

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国外交响乐团休业、负债甚至破产。相比之下，中国的交响乐团的生存状况还好。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时代，是一个典型的“VUCA”时代：易变、不确定、复杂又模糊，疫情凸显并深化了这些特性。对于从业者来说，传统的市场模式——观众聚集在音乐厅听音乐会的形式已经被疫情冲击或者打破了，许多从业者和听众坚守的“现场”理想似乎已经动摇。越来越多的演出以线上形式呈现，全球的音乐工作者从未像现在这样认真地对待线上演出。但是线上演出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又是转型过程中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更大的变局和挑战会随之而来。

 

好的方面是，后疫情时代，让我们看到“元宇宙”、“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在音乐行业的巨大机会和潜力，有些流行音乐家已经在“元宇宙”上进行布局。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来自科技的挑战和威胁并思考对策。从“元宇宙”概念提出之后，我就在全团大会上强调：在不久的未来，绝大多数交响乐团将受到冲击，只有那些专业最优秀的、能够充分理解现代科技以及现代社会的、有政府和财团支持的乐团才有发展的机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当观众能够超越物理空间，进入超保真的虚拟世界，模拟各种喜欢的场景，欣赏世界第一流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且音质直逼现场，你认为他们还会听本地交响乐团的现场音乐会吗？或许我们这代人到现场听音乐会还是一种习惯或仪式，但是对下一代“元宇宙原住民”而言就很难说了。

 

“元宇宙”带来的另一个挑战是“脑机接口”。1981年，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脑”已经不是停留在思想实验阶段，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当人类的大脑可以仅凭各种信号的输入替代生活中的体验时，音乐体验自然也不会例外。或许我不该这么武断，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危”和“机”一定是同等存在的，就看我们如何把握机会。

 

2017年6月，在“迎金砖”系列交响音乐会之印度专场，印度西塔尔演奏家沙苯度·拉奥先生在中国首演《第一西塔琴协奏曲》©厦门爱乐乐团

 

受到挑战的，永远是旧思想、旧产品、旧模式。如果不应变、不革新，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许多乐团会陷入战略困境。对于如何应变，我有以下思考：

 

从以上变局中，我们应该反思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这点特别模糊。如果不能从理性上证明古典音乐的社会价值，就很难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和支持。换一句话说，音乐工作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阐释出什么是音乐，以及它对人类的诸多贡献，它就具有多大程度上的社会价值。

 

这是个哲学问题。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说过：“这个领域的实力，最终还是取决于其从业人员的信念。然而众多信念却是以老生常谈为基础，以华而不实的争论为基础，以含糊其词的暗示为基础。说音乐有多重要，却没有提出多少坚实的理由来支持这些信念。” 我们不能陶醉在柏拉图、尼采、叔本华等先哲们对音乐诗意般的赞誉中而飘飘然。比如，认为音乐天然地对人类的智力、“修养”有着不可言喻的好处。事实上，这根本经不起现代认知神经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的拷问。霍华德·加特纳在其《智能的结构》一书中就论证了音乐智能只是多元智能中相对独立的一种，对其他智能的贡献没有因果关系。而学习或者欣赏古典音乐如何让一个人变得“有修养”，这也是缺乏足够证据的伪命题。音乐从业者实在太需要证据来证明自己了，以至于不管任何理论，只要对自己有利的，都毫无思辨地接纳和拥抱。

 

古典音乐的社会价值不在于以上那些方面，它有更高的社会价值，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如何更好地与社会治理、企业管理、文化美育等进行结合，我在这里无法以概括性的语言给出明确答案，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需要从业者和社会学家不断扩充和论证的内涵。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是日新月异发展的科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未来，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专业，都越来越不可能靠着模模糊糊的希望来维持。未来的音乐从业者，或许要从“一专”转型为“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也就是从“I型人才”转变为“T型人才”、“π型人才”甚至是“M型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需求并融入社会，从而创作出更符合未来社会形态的作品和演出形式，为社会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没有更大的视野，没有对行业内在价值的“元认知”，就很容易陷入日常问题，就事论事，忽略更深刻的社会背景，久而久之，社会对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侵蚀。这也是我在前面说过的开设“厦门爱乐大讲堂”的初衷。

 

2019年9月，在釜山和厦门结为友好港之际，厦门爱乐乐团受邀参加釜山Maru国际音乐节，用一场精彩的“传奇”音乐会闪耀釜山，从30多场音乐会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届音乐节最佳奖©厦门爱乐乐团

 

当然，不断提高演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经典作品都会流传下去，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们的音乐仍需要一代一代人赋予新的内涵，人们也需要更多有价值的新作品来丰富精神世界。无论欣赏音乐的场景发生什么变化，音乐本身是永恒的，它作为人类了解、探寻自身和社会的基本途径的属性不会改变。所以，只要我们不脱离社会，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够充分阐明我们的价值并付诸实践，我们这个行业就永远不会消失。

 

关于新的尝试的话，我认为品牌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未来我们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能够去获得社会价值的，肯定不仅仅是演出，还有品牌的价值。今年，乐团推出了NFT数字产品，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在品牌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比如，我们最近在与华尔道夫共同探索品牌的联合，期待碰撞出新的品牌联想，创造新的品牌价值。

 

我们也成立了“厦门爱乐乐团附属青少年乐团”，今后会继续推动。此外，厦门爱乐乐团可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采用杜比全景声录音设备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历史上的1000多场音乐季音乐会都有音像备份，我们拥有非常庞大而优质的资料库，暂时还没有发行。杜比全景声录音是未来的方向，即使在“元宇宙”音乐会中，它也有相当的体验优势。2022年，乐团开始采用杜比全景声录音。下半年开始，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结合杜比全景声，乐团会把部分录音像资料进行商业化发布，这也是未来乐团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G7

聊一聊乐团接下来重点演出和活动。

Xiam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022年6月，厦门爱乐乐团携手殷承宗奏响“国贸红 心向党”——迎接党的二十大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 ©厦门爱乐乐团

 

F：首先，今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迎接二十大的召开，乐团将举办系列演出。除了一系列音乐季音乐会之外，8月份，我们计划到新疆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文化润疆”活动。今年是厦门大学西迁85周年，也是抗战胜利85周年，我们将在长汀举办“长汀往事”纪念音乐会。我们还将继续开展研学活动，邀请一些单位来乐团研学交流。目前，国家支持的美育领域中，研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各个乐团也可以把握这个机遇，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下半年，我们还会和厦门集美区政府合作创立一个新的音乐节，与厦门以往的音乐节不同，它将成为一个全年度的音乐节。我们还计划举办国际钢琴大师、厦门爱乐乐团艺术顾问殷承宗老师的全国巡演，该设想在三年前就已确定，因疫情所困而不断延期，下半年，该计划会重新启动。当然还有常规的迎新音乐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