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天，傅聪先生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一出，许多人的心都揪了一下，希望先生平安度过难关。没想到昨夜凌晨传来噩耗，经综合消息确认，傅聪先生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同是中国演绎肖邦的杰出后生代表，李云迪也在微博发表了悼念。

傅聪，傅雷之子

亦是“傅雷家书”的主角、享誉国际的“钢琴诗人”

而关于他的传奇人生

更不是只言片语可以诉说得完...

今天以年初我们在他生日写下的这篇文章，悼念追忆

傅聪 - 肖邦 升C小调夜曲

傅聪，第一位在肖邦大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1934年生于上海，是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的孩子。

作为傅雷的长子，傅聪肩负着过世母亲的期望，而父亲傅雷在他的身上更是几乎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希望将他培养成一位有用之人。

三四岁时，都是孩子调皮的年纪，但傅聪只要一听到古典乐就会安静下来，似乎初初展露出了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

到了八岁半时，父亲傅雷与其挚友雷垣聊天，谈到音乐与孩子将来的话题，雷垣提及“孩子有没有音乐天份，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

听完雷垣的建议，傅雷便叫来了傅聪，让其听雷垣所弹音高，辨别音名，没想到傅聪一个不差的都说对了。这让雷垣十分的惊讶，更是让傅雷郑重地考虑了一番后，打消了让傅聪学画的念头，转而拜雷垣为师，学习钢琴。

傅雷与傅聪

在跟随雷垣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钢琴基础后，九岁半的傅聪转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Mario Paci为师，并在其门下受教三年。

后来傅聪一个人来到了昆明，就读云南大学。

在十三岁到十七岁的三年时光，他几乎没怎么再摸钢琴。没弹琴也罢，在那个时代，作为学生的他也没怎么念书，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天在搞什么学生运动啊、打桥牌啊、谈恋爱啊……”。

1951年，从云南大学毕业后，傅聪回到了上海。重归熟悉的城市，少了生活的喧嚣，傅聪这才正式决心要认真学习音乐。

时间到了夏天，傅聪再拜苏籍钢琴家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这段时间他刻苦用功，想把那丢失的三年补回来，便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南方夏天的湿热天气只要体验过的人都知道有多恐怖，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即使衣裤尽湿，傅聪也绝不休息。

但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坚持与执着，傅聪逐渐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独到理解。

叛逆的年纪，加上在家呆久了，傅聪与父亲也有不少关于音乐上的争执，最有名的自然当属《傅雷家书》开头说到的“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大家看到这段文字，可能云里雾里的，后来傅雷次子傅敏在《傅雷家书》新版中，加了这样的注释，让人恍然大悟：

1953年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 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月余。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

傅雷与傅敏

当然，有了这些对于音乐的争执，才能让人更好的进步。

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得了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甚至让苏联选手都感动得不禁泪下。

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华沙。傅聪作为其中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选手，最终取得了第三名与《玛祖卡》演奏最优奖，打破历史，成为了第一位在肖邦大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

1955肖邦钢琴大赛颁奖实录

1:00 傅聪跳舞，3:17 傅聪领奖

而在肖邦比赛前一年，傅聪便已被文化部选为留学生，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便提前毕业。

在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

除了在国内的演出。他还在东欧各国的许多城市演奏超过五百余场，让国外的许多听众，也听到了中国人敲击琴键的声音。

1958年，傅聪依旧留学波兰，著名的《傅雷家书》便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傅聪的书信来往。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年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傅聪国内的女友偷偷写信告诉了远在波兰的傅聪，并告诫他不要回国，否则他的音乐就完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终促使了傅聪的出走。

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

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而傅雷也通过挚友周煦良得知了这一切。

再后来傅聪回忆起这段经历，说道：我出走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

背井离乡的痛苦与思念祖国的情感，全部融化在了傅聪的每一个音符中。

1958年12月，傅聪抵达伦敦，这位“流浪音乐家”在而后的20年间，举行了超过240场独奏音乐会，录制了超50张唱片，足迹遍布五大洲，更是在60年代被时代周刊赞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1976年“文革”结束，傅聪得以返回祖国，然而父亲傅雷早在十年前不堪侮辱而自杀。

1979年，傅聪出席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宣布1958年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也是自那时至今，傅聪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分享自己的音乐。

对于父亲对自己说的那句“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才做钢琴家”，傅聪在采访中回应地十分谦逊：我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可是，如果自称是一个艺术家或钢琴家，我觉得是夸夸其谈，自己还没有资格这样说。

在音乐面前，傅聪无比谦虚。他追求在弹奏中进入忘我的境界，但难有一回。他曾在采访中透露，完美的境界，自己一次都没有过：

“ 完美是不存在的。到一定的水平，就会发现，还可以更好，这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音乐不能被固定，完美其实就是在往死亡的路上了，每一次弹奏，你都必须把灵魂、把全部生命投入进去。音乐和生命一样，生命无所谓完美不完美，只要你快乐，烂草棚里也能开出鲜花。”

撰文：赖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