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来到2020年，全球乐坛都将目光聚焦到“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课题之中，以今人的视角回望伟大的“乐圣”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而在2019年的年末，德国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有着“小提琴女神”美誉的安妮-索菲·穆特大师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四场全部主打贝多芬作品的精彩音乐会为“贝多芬年”的到来拉开序幕。

▲安妮-索菲·穆特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在紧张的排练演出间隙，穆特大师接受了北京电视台《对话艺术家》栏目的专访，在与主持人姜华的对谈中围绕着贝多芬、当代音乐、卡拉扬、现场音乐会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今天，剧小院将视频节目与完整的对话文字整理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爱乐朋友在这样“干货满满”的对谈中感知顶级艺术家对于音乐和生命的感悟和思索！

问：在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您开启了这次全球巡演去纪念这位音乐大师，此次您在北京为观众呈现四场完全贝多芬曲目的演出，在您看来，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如此特别？

穆：有很多原因，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小提琴家，而正是贝多芬真正将小提琴发展成了一件独奏乐器，我带来这四套不同的曲目，是因为这些作品展示出贝多芬作为作曲家取得的卓越成就与长足发展，他真正走出了海顿的影响。比如我第一场独奏音乐会的曲目是Op23、24，著名的《“春天”奏鸣曲》和听起来像协奏曲的《“克鲁采”奏鸣曲》，贝多芬借鉴了莫扎特创作奏鸣曲的方法，并将其升华，为小提琴和钢琴这两种乐器建立了平等合作的关系，要知道在1800年左右并不是这样。

我为北京观众带来的贝多芬三重奏与四重奏作品，创作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我们能明显从贝多芬音乐中感受到他的音乐不再仅仅属于欧洲的贵族，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比如贝多芬《降E大调三重奏》就有着很大的格局和远见，五个乐章早早就预示了他之后的成功。再比如他之后赖以成名的弦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也是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系列作品的体裁。所以这四场音乐会不仅是回顾贝多芬的作曲家生涯，同样也是回顾他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个家喻户晓的人，贝多芬用《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向全人类发出一个信息，这也是在今天前所未有紧迫和珍贵的：大家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在一起，这不单让生活更美好，也许也是人类能够存续的唯一道路。你知道欧盟的盟歌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我作为音乐家，也作为人类的一员，希望这种团结一心、倾听彼此的哲学，也是贝多芬的哲学，能影响全世界更多的人，并取得丰硕成果。

问：所以贝多芬属于全人类。

穆：的确如此。

问：您最初是怎样爱上贝多芬的音乐的？

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贝多芬和门德尔松是我生命中最早聆听的音乐。因为我父母都很喜欢古典音乐，我成长在60年代，当时我家住在黑森林脚下，德国、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那里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比较无聊，我就读读书、和哥哥们踢踢球，还有就是听古典音乐，我父母互赠的结婚礼物是小提琴家梅纽因演奏贝多芬和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经常播放这些音乐，这就是我对贝多芬音乐的第一印象。

我现在觉得，如果不是小时候常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我可能不会那么早就选择学习小提琴，当时我才五岁半，这一切都要感谢贝多芬和门德尔松。后来我当然理解到了音乐不仅是美丽的音符的集合，在我看来，音乐也需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联接。比如这次我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就是一次很棒的体验，让我非常感动。作为音乐家，我们不需要语言相通，就能分享观点。通过音乐而不是语言，你的确能分享很多情感、思想和文化性格，从彼此那里不断给予和获得。我觉得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分享是一件既有挑战性又很美好的事，在乐团里有这么多杰出的同事，大家通过“贝多芬”这门语言自在地交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真是非凡的时刻，希望观众也喜欢。

问：所以这些情感是超越于语言之上的。

穆特：是的，我认为广义上，艺术是关乎所有人的，它超越了我们的知识，比如看到大师的绘画作品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绘画，但像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些少见的天才我们至今都记得，他们也是我们的重要老师。

问：卡拉扬大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穆特：卡拉扬大师对我的影响在贝多芬协奏曲中尤为显著。作曲家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而这种语言和他们的母语关联极深。一位德国作曲家的“语言”就像德语一样，动词要到句子的结尾才说，读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不到结尾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对于中国音乐也是一样，用独特的发音方式，使声音具有歌唱性，在音乐家的音乐表情中也有体现。贝多芬的音乐里，德语这种跨度很大的特点就有所体现，是卡拉扬指出了这一点。

▲安妮-索菲·穆特与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

我们最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只有16岁，那次演奏的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直到他去世前，这仍是我们合作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大概30次。这部作品是在一个很长的弧度中关注细节的哲学。你知道，有点像爬山，也有点像盖一座大教堂，虽然你知道最后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但要真正建造起来还需要填入大量的细节，形成一幅整体的图景，卡拉扬很注重这点。卡拉扬还是领导力的大师，让人们想要去追随他。在音乐和在人类社会中，领导需要非常有魅力、有说服力，他的想法得能让他们更好，人们才会想追随其后。卡拉扬有办法让音乐家变得更好，让演奏家们彼此更好地倾听，他有这种音乐上的远见，所以我们都急切地想追随他。这种启迪和激励也许任何领域的领袖都需要，但在音乐上尤为如此，卡拉扬就拥有这种能力，让你跟随他的思想、哲学。他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在音乐上、社会上和个人生活方面明明已经获得了有可能达到的一切成就：他有美丽的妻子、漂亮的孩子，他还是赛车手，在80岁时取得了直升机驾照，他基本上是一个想知道一切、控制一切、走在一切新鲜事物的前沿的人，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有着少见的包容性，令人着迷的性格魅力，这也增加了他作为音乐家的成就。

▲安妮-索菲·穆特与小提琴家陆威（左二）在国家大剧院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

与此同时，卡拉扬还有很强的前瞻性，如何拓展曲目，音乐将去向何处等等——这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大概二十年前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陆威成为了我招收的第一位学者，他是来自北京的小提琴家，本次我们也将合作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他是非常棒的音乐家。我成立这个基金会是因为卡拉扬很早就给我树立了榜样，成为年轻一代的导师非常重要，他也影响了我生活的这个方面。

问：成立这个基金会是您从卡拉扬那里继承到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吗？

穆特：卡拉扬常说，“如果你达成了所有的目标，那你肯定是把目标定太低了”，这也是一个金句，你总得往前走，每登上一座山峰后，你的视野也打开了新的维度，不仅是音乐上，还有生活上。我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和年轻人合作，我在当代音乐方面也很有兴趣。静止不动就等于死亡，这就是他（卡拉扬）的哲学。

问：我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哲学”这个词，我很少听到其他的音乐家这么说，所以您认为音乐和哲学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您来自德国，还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本身就有哲学性呢？

穆：也许每个艺术家都有对自己的艺术广义上的“哲学”，比如莫奈和他的睡莲，他的哲学就是“捕捉光线”，他画同一个对象画了四十年，他在吉维尼建了一座美妙的花园后，除了睡莲他就没画过别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哲学也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专注，以及与其交流互通所能达到的深度。莫奈曾说：“我不完全是对绘画对象感兴趣，我是对我和绘画对象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所以我认为每个音乐家都应找到生活的哲学——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想当音乐家？

我成为音乐家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世界。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梦想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能够触及人们的生活，事实上我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音乐的确能照亮社会需要关注的角落，我们可以为特殊需求人士开慈善音乐会，为艾滋病患者做公益，为地震受害者做公益等等，有很多类似的活动，我们可以号召全社会先暂时停一下手上做的事情，看看周遭，发现问题并提供帮助。我很高兴能做很多慈善项目，因为这给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哲学赋予了意义。如果只是打磨完善演奏的技术，对我自己来说那样是很肤浅的，如果仅仅是打磨技巧，我就无法在人性上取得进展，而如果在做人方面没有进步，我就无法理解贝多芬人生中的苦难和喜悦，他深受耳聋的折磨、渴望爱情却从不曾获得爱的痛苦，还有能够创造美妙音乐的喜悦。

问：除了古典作品，近年来您还为推广现代音乐作品而投注了大量精力，那么演奏现代音乐作品和古典音乐有什么区别吗？

穆：目前我正在学习约尔格·魏德曼的弦乐三重奏，他也许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了。区别首先是（现代音乐作品）比一部由你熟悉的语言谱写的作品更耗时间，现、当代音乐作品所需的分析深度和纯粹学习的时间有时让人崩溃，但另一方面这个挑战也令人兴奋，因为你被推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以外，甚至推到了到你脑力、情感所能承受的边缘，这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重要。我不知是否对每个人来说都如此，但对艺术家来说，这样能够扩大你的视野，能够带来对（比如）贝多芬作品结构、色彩等的新想法，实际上我坚信需要平衡这两类曲目，我认为也应该“挑战观众”，因为音乐不是为了娱乐或取悦大众，艺术也需要引发人们思考、让人们震惊、迷惑、奇怪，需要给人这样的时刻“我不理解，但是没关系，多听几遍我就能更好的理解了。”

▲2018年，安妮-索菲·穆特与当代作曲大师、指挥家潘德列茨基在国家大剧院举办音乐会，并在演出结束后为作曲家庆生

问：所以是否需要不同的技巧或情感上的准备才能演奏现当代音乐吗？

穆：我不认为（现当代音乐）需要比演奏贝多芬或莫扎特更多的技巧。有时，刚开始也许会感觉很难，我说也许，是因为也许没有现成的、可供参考演奏版本。我们这个时代，很可惜，学生们已不再自己摸索对一个曲目的演绎方式了，他们会走“快车道”：听上十几个有名音乐家的演绎版本，然后现成的模板就有了，很直接，却损害了学习的过程。但如果是魏德曼这样的作品，没有现成的录音版本，写得也很复杂，所以一开始会觉得比贝多芬还难，但说到底，伟大的音乐需要致力终身，当你认真到这个地步，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问：我了解到，不久之前在美国的一场音乐会，您不得不中断了演奏，因为一位观众拿手机录像，这让您觉得很受干扰对吗？

穆：是的，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在美国和欧洲，法律规定录像是一种知识产权，（那场音乐会）的知识产权属于音乐家、指挥和我，所以法律上禁止录像，而且显而易见，这对演出有很大干扰。为什么艺术家千辛万苦去花时间找完美的音响师、完美的乐团、完美的地点去进行录音？就是要留下一个能够流传的纪录，如果任何人随便拿着什么设备，随便在哪里都能录音，不管声音如何，那这一切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有必要停下演出，因为那位坐在第一排的年轻女士，在我明确用手势示意她之后还继续录像，我和乐团都觉得，这很大的干扰了我们与观众交流音乐分享情感，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中止演奏，让这位女士停止拍摄，最后她离开了音乐厅。

问：那其他的观众呢？

穆：大家都鼓掌支持，因为他们也都觉得被干扰到了。

问：但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穆：很少发生。我觉得偷拍的人没有充分理解什么叫尊重。

问：作为一位音乐家，您希望在音乐会上与观众达到怎样的共鸣呢？

穆：音乐整体的共鸣，重点不在于我，而在于分享体验。当我听了一场很棒的音乐会，我也会这么回答，我从一位杰出音乐家，比如阿格里奇的音乐会上收获的，是时间仿佛停下脚步的瞬间，我们同时在分享着一些语言无法形容的东西，我收获的是具有情感深度的记忆，纯净的、甚至脆弱的记忆，这真的是一份值得铭刻在心的伟大的馈赠。我认为这是音乐值得尊敬的地方，音乐是一个岛屿，我们可以在这里与彼此相遇、分享感受。歌德曾说过：“在衣服下面，我们都是赤裸裸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权利，说到底，通过音乐我们能创造那些值得铭记的瞬间，这里的墙上挂着这么多大师的照片，比如说看到多明戈，就记起他饰演的奥赛罗，看到潘德列茨基就能想到他美妙的小提琴协奏曲，看到刚刚去世的杨颂斯大师，就记起他为音乐带来的强度，所以说到底这这一切都是关乎音乐、关乎共同的记忆，关乎创造与分享。

问：您不止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大剧院也要在您演出的这个月（2019年12月）迎来建院12周年的纪念日。

穆：哇哦，12岁了，已经快要“成年”啦哈哈！我衷心祝贺国家大剧院有这么棒的音乐季，这么棒的管弦乐团。如果你看看这墙上挂的照片，这些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们曾来到大剧院演出，并且还想要再回来，因为这里的观众不断成长，不仅是规模的增长，还有知识、经验的增长、专注力的增长、对音乐热情的增长。我想这是一个大家相聚一堂、分享不同文化、彼此尊重的完美之地。

问：谢谢，祝您接下来的全球巡演一切顺利。

穆：也祝你们一切顺利。

不知大家看完穆特大师的采访有什么感受，剧小院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任何一个领域，走到极致，都会有一种近乎哲人的“通透感”，这既会让他们在专业领域的造诣更加精深，也会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智慧的生命个体。

我们期待着安妮-索菲·穆特女士再一次造访国家大剧院！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在2020年也围绕着“贝多芬年”策划了众多精彩重磅的演出，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采访翻译：郭阳 陈暮寒 /  现场摄影：王小京   / 整理编辑：高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