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来音乐厅就是要看到吕思清最好的表现，

他们不管你时差倒没倒过来、

饭吃饱了没有、睡没睡觉。

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他们期待的是最好的你，

所以你也要做最好的你。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站在台上可能一闭眼就睡着了，

但是必须要把这个演出撑下来，

并且要演到你能做到的最好。

——吕思清

吕思清丨一个快乐的流浪者

导读：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无疑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杰出中国小提琴家之一。作为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他的美妙琴声和演出足迹早已遍布世界四十多个国家的著名演出场所，并曾与诸多世界著名指挥家及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其中包括著名指挥家马泽尔、捷吉耶夫、迪华特、阿什肯纳齐、福斯特、范茨维顿、万斯卡、谭盾、吕嘉、余隆、汤沐海等。吕思清与飞利浦、拿索斯、马可波罗等知名唱片公司合作出版了多张专辑，他诠释的《梁祝》被公认为最佳版本，唱片销量达到一百万张以上。吕思清以他激情洋溢的演奏以及无可比拟的音乐魅力赢得了世界各地的听众，被西方媒体盛赞为“一位杰出的天才小提琴家”。

旅美小提琴家吕思清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中国小提琴家。作为第一位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吕思清以他激情洋溢的演奏以及无可比拟的音乐魅力征服了全世界近40个国家及地区的观众，被西方媒体盛赞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日前，吕思清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的访问，其间这位足迹遍及世界的演奏家为我们回顾了他学习、生活、演出的独特经历。

王振山、梅纽因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你这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老师？”

吕思清：“其实大家知道我有三个最著名的老师。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王振山老师，一位就是梅纽因，另外一位就是迪蕾。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还有三个不太知名的老师，他们也教过我。一个是青岛的牧师，他曾经在我进入音乐学院之前教过我一年，另外一个是梅纽因音乐学校的玛格丽特女士，当时她是我的主要老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韩国老师姜康，当时他是迪蕾的助教。所以严格来说我是有这么多老师，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前面那三位。”

记者：“王老师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吕思清：“很严厉。我发现在我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碰上的都是严厉的人，我父亲也非常严厉。”

记者：“你是怎么成了神童？是靠这些严厉的老师吗？”

吕思清：“有可能。王老师当时真的非常严厉，上课经常批我师姐，当时比我大几岁的女同学都被他批哭过。我们现在开他玩笑，说他年轻气盛。他对我还算好，最严厉也就拧拧我的耳朵而已，而且也不乱拧。他对我还会施展另一种策略，有的时候我课没回好，他会说，你不好好练琴，你奶奶会很伤心的，我的眼泪肯定‘哗’就下来了。”

记者：“这真不是教大学生的姿态，确实是对幼儿园小孩的办法。”

吕思清：“那时候真的太小了，所以必须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教我。但是我觉得跟王老师学确实挺好。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好老师教好学生不一定这个学生就能出来，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有化学反应，也要能够融合。我觉得我跟王老师的搭配比较好，所以他教我教得比较顺，我也愿意跟他这么学，特别是我从英国回来后，他比较准确地看到了我欠缺的东西。因为在英国梅纽因其实没教过我几堂课。”

 

记者：“大师教琴是大而化之，几个月点播一下。”

吕思清：“学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真的非常关心，但他毕竟是演奏家嘛，所以一年只能来四五次。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觉得跟大师学琴，基本上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很多东西你必须去领悟，他不会给你讲，你让他讲他可能也讲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对他来说太容易，或太自然了。这个技术他自己就会，但我们可能琢磨半天，而且很多音乐感受要自己去领会。我觉得跟大师学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他的全面，他的艺术修养、他的做人、他的风范。这个对你将来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奏家，或者艺术家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基础技术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音乐修养、室内乐队倒是学了很多。

回来以后王老师看到我的情况，也意识到我已经14岁了，一般十五六岁时技术一定要达到非常高的水准才有希望出来，所以特别加快了对我各方面演奏技术的训练。在这方面他看得非常准。”

迪蕾让我成长为一名职业演奏家
 

记者：“王老师给你最严格的基础教育、最完备的技术训练，然后到国外梅纽因可能会给你一些对大音乐家风范的感受。迪蕾（Dorothy DeLay，1917-2002）也是位大师，她现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教授，她是什么样的老师？”

吕思清：“其实我开始跟她学的时候技术基本没有问题了，就缺最后一步，怎么样从一个优秀的演奏者，或者优秀的年轻学生，跨越到演奏家的行列。她确实有画龙点睛的本领。

有人说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生，特别是迪蕾的学生，千篇一律，什么更快、更高、更好，都是这样。我说对，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看看出来的时候，你说赫曼跟林昭亮一样吗？和莎拉・张一样吗？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的是对音乐的感觉，是迪蕾对演奏的一种品位，一种要求。其实迪蕾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她特别善于发现学生的特点，扬长避短，而且特别会让你去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

我记得很清楚，刚去她那儿的时候，觉得拉琴还挺得心应手，挺好，拉一些小的作品更有把握，拉一些大作品，比如协奏曲、奏鸣曲，对节奏和音乐的处理、段落的分配还行，音乐整体的感觉好像还是欠缺一点。迪蕾也发现我这个问题，但她不像一般老师那样，演奏大曲目告诉你主题要怎么表现，然后跟发展部的关系怎么做……她特简单，她说你能不能就用拉小曲子的感觉来拉协奏曲？我后来想想觉得也有道理，一个小曲子只不过是缩小了五倍的协奏曲，小曲子它也有主题、也有大的发展、也有第二声部、也有音乐起伏、高潮低潮。她特别会引导你，而且是用一种非常简单、但很有效果的方式。

记得有一次她跟我说，希望我演奏的所有曲子都能够有这种热情，有一种激情、有一种始终的音乐表现。那天我正好给她拉西班牙的曲子，拉得特别好。她说，你拉西班牙曲子，我就觉得你血管里流的是西班牙人的血，以后拉琴都要有这种感觉。其实她不是说让我拉意大利的曲子、德国的曲子都像拉西班牙曲子，但这种演奏的情绪、对音乐的激情，一种热情始终要贯穿演奏。她也知道这是我的强项。”

记者：“看来迪蕾老师喜欢你拉热情、豪放的曲子。”

吕思清：“对，她比较喜欢我激动人心的演奏风格，即使是在演奏莫扎特，或者巴洛克乐曲时，也希望我能很充分地把音乐表现出来，这是她最希望我去做的。”

记者：“听上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且确实是大牌老师的风范。你说她可以让你用演奏小曲子的方法去演奏大曲子，我觉得好的老师应该是这样，不是教你一个曲子怎么拉，是让你用一个已经懂了的感觉，帮你去打通不懂的感觉。”

吕思清：“是的，如果逐个曲子教，十年可能也教不完。另外迪蕾有一个很重要的授课内容，对我也非常重要，她给我讲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跟演奏本身没什么关系，但是和将来的演奏事业绝对有关系。比如她会教你你一天生活应该怎么安排？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想想确实很好。那时候她经常说，你应该每天起床吃完饭后练三四个小时琴，把一天的琴都练完，然后下午就打电话。我说打电话干什么？她说建立关系。

之前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在国内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琴拉好，认为琴拉好基本上就行了，有饭吃了，有事业了。哪知道国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要结识经纪人、要签唱片合约、要去了解音乐市场怎样运作。迪蕾就这么讲，一点也不避讳。有些人说她教这些商业的东西干什么？其实她是在帮你准备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她教的不光是演奏，是一个全面的东西，是要为你将来的职业演奏生涯做最后的铺垫。

有一次她问我，你想不想当职业演奏家？我说想，当然想！她又问，职业演奏家最重要的、首先要具备的是什么？我说琴拉得很好。她说不是，首先要具备的是能忍受寂寞。开始我听不懂，后来她说，你看，你每天要练琴，练琴就很寂寞。确实我们每天练琴需要有很强的控制力，要很有毅力、很能忍受寂寞。

她说，你想，别人可能都去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了，但我们都不能，我们每天雷打不动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练琴的时间。另外就是当你成为演奏家，整天满天飞着演出都是自己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城市，特别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朋友，排练完就回酒店待着。后来想想真的是很对，我演奏最忙的时候，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和家人分开的，所以确实要忍受寂寞。

迪蕾还会讲经纪人能起什么作用、指挥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跟指挥搞好关系。原来觉得这跟我拉琴有什么关系？而且迪蕾也是很好相处的人，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周末出去玩耽误练琴，又不想让迪蕾听到我们没有准备得特别好，就跟她打马虎眼，说今天能不能拉点别的什么曲子，或者稍微跟我们聊聊天？迪蕾很聪明，知道我们没练好，就说那你去对面的中国餐厅订饭咱们回来吃。然后大家就跟她一块吃饭聊天，很有意思。”

记者：“而且她帮助学生挖掘自己的个性，其实这就是帮学生找到自己的音乐了。”

吕思清：“对。”

 

记者：“你等迪蕾上课最长一次是多长时间？”

吕思清：“说出来你肯定特别惊讶。最长的一次，按照规定我上课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真正上课的时候是晚上12点。等了11个小时。”

记者：“中午的课老师夜里来。”

吕思清：“因为跟她上课，时间要随时变的。比如那天我应该是1点钟上课，她迟到了，下午4点才来，但我5点到7点有重奏课。所以我就得问她我什么时候来上课，她说那你8点来吧。我8点来了以后，她突然说上午有些学生还没上课，你没别的事吧？我说没事。她说那你再等等我先给他们上。一直等到半夜12点才跟她上了这堂课。

所以我觉得在她那儿不但学到了怎样表现我的音乐、表现我的演奏个性，为我将来当职业演奏家来做准备，而且也磨炼了我，特能坐得住，不着急，现在让我等一两个小时那是很轻松的事情。”

流浪生涯让我经历了不同文化的洗礼
 

记者：“今天让我们领教了大师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人物。你刚才说到迪蕾很早就告诉你，当一个职业演奏家要先学会忍受寂寞。几乎每一个职业演奏家都是这样，注定了流浪者的生活，而且你比很多人开始得还早，8岁就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学，11岁就从北京到了英国，14岁从英国回到北京，19岁又去了美国，成为职业演奏家，更是全世界到处走了。真是流浪者的一生！我想知道，你经历不同文化背景，这种常年的流浪生活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吕思清：“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我注定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要不我怎么可能有你刚才说的那种经历呢？而且有时候跟朋友谈一些感受，他们都笑死了。我说我其实两三个星期不见机场心里就特难受，我特别喜欢坐长途飞机。他们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你干脆到机场工作算了！

去年我家从纽约搬到旧金山了，纽约回国比较远一些，加起来要17个小时的飞机。旧金山是11个小时。所以我最近坐了几次旧金山回北京的班机，就跟朋友说旅途太短了，都没干什么事就到了。他们都觉得特奇怪。

我已经学会了可以随时放松的状态。比如坐飞机我就觉得很惬意，看看书、看看报纸，恶补一下知识，或者看个电影、吃点东西、睡个觉，有时候真觉得还没干完我想干的事就到了。如果说这些经历或者这些流浪的生涯对我个性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给我带来的好处其实比坏处多，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是特别会用一种很正面的眼光看待事情，我觉得虽然我流浪这么久，失去跟家庭的团聚的机会，或者其它什么，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也经历了很多，而且可能经历的东西比很多留学生还多。

你看，从小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到英国后又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其他留学生要不就是只有留美历史，要不就是只有留欧历史，很少有留学生像我这样兼容三种文化。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中国的时候，父亲教我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背诵很多唐诗宋词，学习很多警句，知道很多中国的东西；到了英国学到很绅士的东西，以至于我14岁从英国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同学立刻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绅士’，就因为我跟同学一起走，走到一扇门前，只要是有女同学我一定开门让女同学先走。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小，就像蚊子声似的，因为在英国就养成这种习惯，大家都很小声，就得很仔细地去听，特文明，所以回来以后在很喧闹的校园里，基本上我发言没人能听得见。”

记者：“那你一定是倍受女生欢迎的男生。”

吕思清：“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随着成长很自然吸收的，当时没有特别多地去选择，就是觉得哪种东西比较好就吸收了。后来到美国自己在人生阅历、演奏技术方面都比较成熟了，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文化取向、人生去向有了选择。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经历其实很好，我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可以选择英国的绅士风度，不学他们的思维方式，但可以学礼节，或者优雅的东西；可以有中国人这种细腻的感情，家庭的传统观念，或者是很勤奋、很积极地去工作、去努力的态度；也可以选美国人的自信、开放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后来我发现真是很幸运，经历不同文化的洗礼，经历流浪的生涯，让我现在能够寻找最适合我生活和事业发展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努力的方式。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欣慰就是我非常坦然，我所做的一切或者我所能够去表现的一切都是我喜欢的、是我选择的，都是会让我全身去投入、去做的。”　　

游走在理智与感情之间让我找到人生的平衡
 

记者：“这种不同文化的烙印也可以让我联想到你在音乐表现方面的不同特质，比如刚才你说到迪蕾认为你非常适合、擅长演奏那种像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那样热情奔放的音乐，而中国的听众则普遍认为你的《梁祝》拉得特别好。这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流浪者之歌》如此热情奔放，而《梁祝》是那种特别伤感、委婉、细腻的音乐，但这两者毕竟都是感情的表现。又有乐评说，你的音乐很具有清晰的理性。我想这可能就跟你既有欧洲的那种理性训练、内敛人格，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委婉细腻和美国文化的开放热情。”

吕思清：“对，你总结得特别好。听着是特别矛盾的东西，但仔细想想，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你的兴奋、你的狂欢或者你热情、激情过后是什么呢？是一种冷静，是一种心里最细腻的情感的表露。而且正是由于你有这种情绪、这种色彩和这种感情的对比，才衬托出你的所有表现。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音乐幅度越大，他的音乐就越能感动人。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个幅度之间的层次越多，层次越多意味着表现力越强，表现力越强就是越能够击中听众的心。其实听众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但幅度越广能容纳听众的感觉就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音乐已经不是大家说吕思清多细腻，吕思清多奔放、多激情或者对音乐的掌握多么理性。对我来说音乐最后是什么？就是一种我跟观众融为一体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我跟观众最终产生的最直接的交流，就是我们是一同走过音乐的这个旅程。”

记者：“我觉得你做了很好的配比，比如说理智和感情的配比、个人生活和事业执著追求的配比、情感的丰富和工作的专注的配比……总之你把它们都平衡了，把你的人生平衡了。”

吕思清：“对，我觉得人生需要平衡，音乐也需要平衡，而且有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就是人生和音乐也要平衡。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很多人，跟我不太熟的人，他们第一次听了我的演奏会，经常觉得我在台下跟在台上演奏时完全是两个人。在台下觉得我挺彬彬有礼，或者属于比较理性的类型，怎么到了台上有如此强烈的爆发力、感染力？听多了我自己也在想，自己也挺奇怪，后来我想可能确实应该是这样，生活中也都是这么理性，我也有激动的时候，也有很激情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生活当中一天24小时都是特激昂的，到演奏时可能就激昂不起来了，就该老拉《思乡曲》、《小夜曲》。我觉得这也要有一种平衡，你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种平衡，在事业当中找到的一种平和，其实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会互相促进。”

记者：“正因为这个平衡，别的职业演奏家常年流浪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轻松的，但是在你身上看到好像这个流浪者当得挺高兴。”

吕思清：“快乐的流浪者，我也希望大家是这样。当一个演奏家特别不容易，比如我到欧洲演出，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下午排练演出，时差根本没倒过来，但是站到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演奏家，就要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观众来音乐厅就是要看到吕思清最好的表现，他们不管你时差倒没倒过来、饭吃饱了没有、睡没睡觉。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他们期待的是最好的你，所以你也要做最好的你。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站在台上可能一闭眼就睡着了，但是必须要把这个演出撑下来，并且要演到你能做到的最好。我也知道很多职业音乐家朋友，旅行时候要带自己的枕头，否则就睡不着觉，有的人吃不惯当地的饭，这些都是问题，但是都要我们去克服的，这些可能观众很多都不知道。我是比较幸运的，不管哪个枕头十秒钟就睡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注定要四处漂泊、要四处把好的音乐带给大家、跟大家分享音乐。”

记者：“你具备了一个当流浪者的所有条件。”

吕思清：“那我就继续流浪下去。”
 

（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供稿 编写：赵世民、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