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昌永
小乡村到大世界
上次见到廖昌永，是国家大剧院《茶花女》的排练现场。廖昌永早早就到了，专注地看台上“薇奥列塔”和“阿尔弗雷德”的表演，手里还习惯性地拿着《茶花女》的总谱。虽然对他来说，这个角色已演了不知多少遍，每一句唱词都烂熟于胸，但这是他的习惯。歌谱的首页龙飞凤舞地写着“廖昌永，1998年12月20日于台北”，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演阿尔弗雷德父亲阿芒这一角色的时间。
廖昌永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多少次饰演阿芒这个角色了，可是每一次的感觉又完全不同。“这就是做演员感觉蛮神奇的地方。”廖昌永一直保持着他招牌式谦和的微笑。他上场的时间到了，那饱含深情的声音，将一位满怀关爱而又忧心忡忡的父亲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是彩排，但是当那段经典的《普罗旺斯的陆地和海洋》唱毕，指挥与乐队也忍不住停下来为他鼓掌。
谁曾想到，当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外籍教师给他们班上课，试唱的时候，廖昌永唱了一首威尔第的作品。唱完后，老师说：“请你不要唱威尔第的作品了，你不是那个材料！”甚至还要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誓“永远不再唱威尔第的作品”。如今讲到这个经历，廖昌永释然一笑。“当时我的确是不服气的：‘我唱得下来，为什么不让我唱？’但现在回过头想，当年确实对作品的理解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即便把整部作品唱下来，声音色彩是不对的。我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声音，但那是极不自然的，而且对嗓音也有破坏。所以，国外一般不太建议在30岁左右唱威尔第的作品，40岁左右是最成熟的。”
当年，那个大雨滂沱的夏天，赤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廖昌永几乎是一个异类。1968年，廖昌永出生在四川郫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那年，年富力强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留下母亲一人带着他和三个姐姐。廖昌永的父亲生前是名狱警，常年在外地，对童年的廖昌永来说，这7年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半年，“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张遗像”。在农村，像他这样早早失去父亲庇护的孩子，不免时常受到同龄孩子的欺侮。每逢此时，瘦小的他偏偏像猛兽一样，和那些试图欺侮他的人厮打在一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打不过也打。”时隔多年，他淡淡笑着回忆。
少年廖昌永的生活轨迹与音乐毫无干系。他成名后，外界努力挖掘他和他的环境“音乐基因”，最终所能挖掘到的，也就是由城里知青们在乡下组织宣传队所唱的那些样板戏，这几乎是这个乡村少年所受到的最早也是唯一的音乐启蒙。读书时的廖昌永表现最好的科目竟然是体育。那时的他关于未来最奢侈的梦想，是能凭借体育特长考上一所大学，毕业后当体育老师。可是命运就在不经意间转了一个弯。高二那年，学校举行唱歌比赛，他竟然拿了奖；之后又代表学校去县里唱，他唱了一首李双江当时最火的《再见吧！妈妈》，又得了一等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小名人。
学校的一位老师见他在唱歌上有灵气，建议他不妨去学音乐，还把自己的一位同学介绍给廖昌永，让找他拜师学艺。廖昌永于是带着介绍信，去成都找到了这位叫周维民的老师。17岁的廖昌永虽然又瘦又小，又没什么音乐基础，但是周老师还是收下了这个一腔诚恳的学生。从此，廖昌永每周骑自行车到成都，受了一年多的音乐专业教育。周维民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沈湘先生的学生，当时在四川歌剧院工作。半路出家的廖昌永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周老师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每周从郫县骑自行车到成都，那时路况又不好，有时车胎爆了，修车都找不到地方，他仍然坚持推着车子来学习，而且风雨无阻。”而让廖昌永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的是：“不管早到晚到，周老师都把上课的东西准备好了等我，从未责骂过一句。”对他这个几乎从零基础开始的学生，周老师要花几倍于他人的时间对他指导，了解他家庭情况的周老师全部免了他的学费。
1988年，廖昌永带着老师为他准备的两首歌“铆起胆子”闯进音乐学院考场，当时他一口气报了三所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那时候也是漫无目的，觉得能考上哪个就哪个。”可是，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先是四川音乐学院没有他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也如石沉大海，只有上海音乐学院维系着他最后一丝期望，可是一直到8月中旬，那边也还是一片沉寂。
廖昌永一个姐姐在茂县工作，听说县文工团招演员，赶紧告诉弟弟去试一试。廖昌永就去试唱了一次，县文工团领导们对他很满意，能有这样一份工作廖昌永也很高兴，晚上他请县文工团团长一起吃饭，以示自己的诚意。席间，文工团领导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好好表现，还承诺几年后可以有机会送他到“川音”（四川音乐学院）进修。
当天晚上，就在廖昌永要和县文工团签合同时候，他接到了大伯从老家郫县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大伯兴奋的声音：“收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原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先是寄到了镇上，然后又送到大队计划生育办公室。那天，正好队里的妇女干部们在那儿开会，有人顺便带到了廖家。廖妈妈接到信，第一反应是“肯定是告诉没有录取的通知”，所以就把它在家里搁了一天。过了一会儿，廖妈妈又觉得不太对劲，带着信找到廖昌永的大伯念叨了一下，大伯一听急了：“哪有考不上还来信通知的！”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赫然印着“上海音乐学院”几个大字的录取通知书。
短短几分钟，命运已经把他从文工团演员，转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所以，“听到消息后的五分钟，就像做梦一样！”可是恢复平静后，他又来了一股底气：“本来就应该考上的嘛！”在他报考时，其实最钟情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他说：“我高考前读了一篇写上海音乐学院的小说，从文字里就感觉上海音乐学院太美了，有小山、花园、亭台楼阁……连小说里写的那个绒线布的窗帘都让人感觉那么有艺术感，我就觉得上海音乐学院是我自己想考的。”
昌永在恩师周小燕家中上课
苦涩青春
1988年夏天的一天，质朴的乡邻们把廖昌永送到村口，并对他说：“你只要日后能当个歌星，我们就知足了。”廖昌永背着母亲精心备置的铺盖卷，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到了上海，正是大雨滂沱。舍不得妈妈做的新布鞋被雨水弄脏，廖昌永索性脱了鞋塞到背包里，赤脚走进学校——虽然这样的举动在乡下实属平常，但是若干年后，这一幕在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一个经典励志故事。
真正到了这座大城市，他才知道现实与梦想的差距有多大。廖昌永是四川考区100多名考生里唯一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的学生，作为“百里挑一”的学生，刚入学时多少还有些优越感。可是没多久，这点自尊便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廖昌永的班里只有五名学生，其中两个是上海当地人，自小在少年宫里参加声乐训练，另两个中的一位家里是文工团的，另一位是音乐教师家庭出身。而廖昌永“进音乐学院以后，才第一次看见钢琴，学钢琴，才开始学试唱、练耳”，跟这些半“正规军”同学相比，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廖昌永几乎是个异类。
更大的冲击还在于微妙的阶层上的差距。之前在家里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他也没觉得有多苦。可是到了上海，感觉却完全不同了。那时，廖昌永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五六十元，还是三个姐姐轮流寄给他的；身上的衣服是姐夫们穿剩下的，又破又旧。作为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眼界毕竟要小很多，心理上跟城里孩子还是有差别”。
渐渐的，廖昌永成了班里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的学生。“大家一块儿吃，人家碗里好几个菜，你碗里只有那么一点菜，心里终归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等大家吃完了再去。”廖昌永也几乎不参加班里的集体活动，他说“人家请你吃，你就得回请，我自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请别人？”久而久之，廖昌永在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孤僻的人，有些老师也因此对他比较冷淡。更令人感到羞辱的是，班里一个同学的钱被偷了，有人“理所当然”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廖昌永，因为他最穷。
生活上的困窘，他都能咬牙应对下来，但最让廖昌永有挫折感的，是他的专业水平。入学不久的一场考试，他是倒数第一名。“当时的音域只有一个八度，高不上去低不下来，连中央c都发不出声。”入学后，新生们有一场演出，之后老师可以根据学生们的表现来挑选自己想带的学生。“好苗子”都被挑走了，廖昌永一直没有老师，因为没人选他。不久，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罗魏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成了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廖昌永于是被分配给资历浅、轮不到挑“好苗子”的罗魏。
廖昌永幸运地遇到了人生之路第二位好老师。年轻的罗魏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而是兢兢业业、一点一滴地帮他把专业知识补上。“罗老师的教育方式给了我深刻的感染，他永远是在鼓励学生进步。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带我练声时候总是会说，‘太棒了！太棒了！这样唱比某某著名世界级歌唱家不差！’他不停地鼓励，让一直很自卑的我感觉特有信心。”
在罗魏老师的鼓舞下，廖昌永的潜质渐渐发掘出来。“我对声音很敏感，那时候我唱得并不是最好的，但我会用不同的声音去表现不同的情绪。这种能力也不是刻意训练的，就是一种直觉。”廖昌永也很早显示出他对语言的敏感，“罗魏老师教我学意大利语时，我对语音语调也掌握得很快。”这些能力不仅在当时增加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未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所拥有的必不可少的素质。
廖昌永虽然考上了声乐系，但他的声部却迟迟定不下来。有人坚持认为他是男高音，有人坚持认为他是男中音。而罗魏决定按照男中音来教他，而罗魏本人是男高音，现在回想起来，廖昌永觉得“不是由一个男中音来教我，还是蛮幸运的”。廖昌永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读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传记，他说，托斯卡尼尼也提到，男中音与男高音在一起合唱时，男中音如果想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就要尽量往男高音上靠，让声音位置更靠前一些，以使音色更明亮。对照这位大师的话再看自己的经历，廖昌永说：“本身我的嗓音条件也不是属于特别重的那种，我是high baritono，就是偏高的男中音，跟罗魏学正好也是对路了，所以我觉得上天安排得挺好的。”
更重要的是，廖昌永一度封闭而略显灰暗的内心世界，有了生气与阳光。“我和罗老师很投缘。”廖昌永说，罗魏也给了他不少温暖。廖昌永经常被他叫到家里去“蹭饭”，他至今还能记得他最喜欢罗老师做的武昌鱼的味道……在从小就失去父亲的廖昌永眼里，罗老师像父亲，也像兄长，那是一段廖昌永想起来温暖终生的回忆。而廖昌永也不辜负老师的一番苦心，他坚持“别人上一小时的课，我上两小时”。半年之后，廖昌永从专业最后一名升到了第一名。
廖昌永并不认为自己的音色具有先天的优势。“舞台上每一个漂亮的声音，都是在下面千百遍地练出来的，比如声音的色彩变化是怎么变的，和声变了后你的声音怎么去对应等等，要花很多时间去练，其枯燥程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谁也不会那么坚持。”
其实以男中音为主角的歌剧也很多，如《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廉·退尔》、《弄臣》等等，“男中音其实并不是只能唱配角”。从技术上讲，演不同的角色需要使用的嗓音位置也不一样，比如《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的费加罗，要轻巧灵快；《游吟诗人》里的卢纳伯爵则偏沉重一些；而《弄臣》里的里戈莱托则是典型的男中音。“不同人物、不同场景，声音的表达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歌剧演员最具挑战之处，就是对自己音色的控制、对剧中人物性格的把握。”
昌永在恩师周小燕家中上课
恩师
可是初见阳光的生活过了没多久，又要发生变化。一年后，罗魏决定到美国深造，廖昌永下一步的去处成了问题。罗魏是周小燕的学生，有一天，他把廖昌永带到周小燕那里，向周先生介绍说：“我这儿有个学生，唱得蛮好的。”然后他又说：“我相信他以后一定能够唱得出来的，所以请您一定收下他！”这一番话直到现在廖昌永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对一名“大二”学生是多么大的鼓励！
于是，廖昌永又幸运地成为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门下弟子。幸运固然幸运，但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周老师班上的好学生实在太多，廖昌永在罗魏的班里是最好的，但是新班级里却有“泯然众人矣”的感觉，心理上的落差，加上不同老师教学方法的不同，又让他有一阵子无所适从。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无形当中又开始一点点地销蚀，他又开始怀疑自己了。
压抑下的廖昌永能找到的唯一出口，便是要找亦兄亦父的罗老师倾诉。他开始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罗老师写信，奇怪的是，罗魏一封信都没有给他回。“我也没有心生恨意，只是觉得有些委屈。”廖昌永微笑着回忆。
而这个谜底直到多年以后才解开。2001年左右，廖昌永到美国演出，偶然见到了十载未曾谋面的罗魏老师。一瞬间，他竟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我问他：‘你怎么那么狠心？我当时那么孤立无援，我从小没有了父亲，我在心里把你当成亲人一样给你写信，可是你从来不回……’”罗魏平静地告诉他：“没有人可以依赖一辈子，我之所以不给你写信，就是让你把这个念头断了，不然你永远想着有人可依赖，想着跟这个老师亲跟那个老师不亲，这样你永远成长不起来。”廖昌永直到此时才明白老师的一番苦心。
回到当年，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也被迫艰难地成长起来。周小燕的班级演出机会比较多，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与旧金山歌剧院青年艺术家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一场音乐会，中方演员皆来自周小燕的学生，廖昌永不是正式演出人员，只是代替美国方面的男中音参加排练。即便如此，每次他都像自己正式演出一样。“所有谱子我都是背着上去唱的。”而所有中方演员中，也只有廖昌永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这给周小燕留下深刻印象。廖昌永的努力和刻苦打动了一向以严格挑剔著称的周先生，没多久，这台音乐会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上演，廖昌永不但获得了正式演出机会，而且牢牢站稳了舞台。
此后，廖昌永能感觉到自己在周小燕老师那里的“地位”在默默发生变化。“可能周先生以前也没想到我学东西这么快，之后她对我的关注也比以前更多一些。”
回首这段岁月，廖昌永说：“一个人过于自卑当然不好，但是适度的自卑会了解自己的不足，也才会有努力方向。我就是憋着这样一股劲学出来的，不是说我穷吗？我要证明穷人的孩子也会有出息。”刚入学时，班里只有他一个人不会弹钢琴。“我是从最基础的do、re、me开始学习。”到毕业时，他已经可以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而且钢琴课拿到的分数还不低”。
“周先生教我的时间最长，我从她那儿受益最大。周先生是一位严格的老师，非常严格。她对艺术的热爱，简直爱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也影响到我对音乐艺术的态度。周老师常说：做人就是做艺术，艺如其人，做人不好，艺术怎么会好呢？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2005年，周小燕的学生们为她在上海大剧院组织了一台音乐会。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的廖昌永在台上唱了一首《老师，我总是想起你》，也许是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廖昌永几度哽咽，最终几乎泣不成声……
廖昌永的妻子王嘉是钢琴系的老师，时常为其演唱伴奏
缘分
大学三年级，缘分来到他身边。因为班里要练习唱重唱，廖昌永想找一个钢琴系的学生弹伴奏。一位同学说认识钢琴系的一个四川女孩，两人就跑到琴房，当时那个女孩正在练琴，直到把整个乐曲弹完才起身搭理这两个男生。
这个给廖昌永留下深刻印象的“蛮有个性”的女孩叫王嘉，来自成都。其实王嘉早就对廖昌永有印象。上海的夏天特别热，有一天，王嘉和同学们一边聊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走进音乐厅避暑——上海音乐学院只有这里才有空调。音乐厅正好有一台晚会，王嘉和同学们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她自小在文工团长大，对各种好声音本已习以为常。可是这一次台上这个年轻人的声音还是让她震撼，她于是记住了“廖昌永”这个名字。
既然有了同乡之谊，两个年轻人的接触自然多起来。平时他陪她练琴，她陪他练歌，放假的时候两人又一起坐火车回去，虽然谁也没有主动挑明什么，彼此都已心有灵犀。
没多久，廖昌永收到一张50块钱的汇款单，这在当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留言栏里写着“多买点菜吃”，汇款人那栏却是空的。
两人恋爱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在一起做作业，看到王嘉的字，廖昌永一愣：“啊？汇款单上的字就是你的嘛！”王嘉承认了。王嘉在外面教钢琴有一些额外收入，她想直接把钱给廖昌永，但又知道自尊心很强的廖昌永不会接受这种方式。想来想去，她想出匿名寄钱的办法。如此持续了半年多，直到被廖昌永发现。
廖昌永与太太的性格完全相反。王嘉性格外向，“急风急雨”，任何事情过不得夜，这对不温不火的慢性子廖昌永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她陪我练一个作品，今天练不出来休想放弃，性格互补也蛮好的。”
王嘉后来几乎把廖昌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职业。她经常陪着廖昌永去上课，不管声乐课、伴奏课还是表演课，她在旁边记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的。廖昌永后来去日本参加多明戈声乐大赛，多明戈看到他的谱子，夸奖他很认真，其实这都是王嘉的心备。为了让廖昌永找舞台感觉，她经常陪廖昌永去学校礼堂排练。“夏天热得不得了，她就躺在地板上取点凉，一直到后来怀孕了都还是这个习惯。”王嘉在事业上也是廖昌永的诤友，大到一个动作不够舒展，小到一个细微的眼神表情不到位，她都会及时提出意见。廖昌永戏称，太太是那种“拿着鞭子逼着他往前走”的人。
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右）与廖昌永参加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排练
绽放
廖昌永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渐渐地，他不断在各种声乐比赛中获奖。
1996年，尚未毕业的廖昌永被公派去法国参加比赛，由于经费紧张，各方面都需要节约，到达法国已经是临近比赛的时候，没有倒时差的时间就匆匆上了场。在非常疲劳的状态下，廖昌永进入第二轮，本应唱三首歌，唱到第二首旁边人都看见这个中国人脸色蜡黄，满脸都是汗珠，赶紧对他施救。幸运的是评委会主席给了廖昌永重新比赛的资格，他选择了当晚最后一个出场。休息了一个晚上，再次登台时候，廖昌永的状态异常好，一举夺得第一名大奖。
有意思的是，廖昌永去法国参加声乐比赛前，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他完全是靠听录音学的法语唱词，在法国演唱完后，观众们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和他打招呼，而他却只能用英语回答，但由此也可见廖昌永的语感之好。
不过，要求一贯严格的周小燕却对他“泼冷水”：“你不能只是在中国唱几句意大利文、法文蒙中国人。你要是有本事，就在中国唱中国歌，让中国人喜欢你；到外国唱外国歌，让外国人佩服你。别蒙人，你必须学到家。”这句话对廖昌永的影响很大，他从此开始学习地道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发音。
在廖昌永的音乐之路上，另一位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的“贵人”是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
1997年6月，刚从上海音乐学院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不久的廖昌永，到东京参加“多明戈世界歌剧歌唱比赛”。廖昌永以《唐·卡洛》里的咏叹调《我的末日即将来临》摘得了桂冠，给多明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还好奇地问廖昌永是否在欧洲学的歌剧，当听到廖昌永回答“在中国”时，多明戈十分惊讶。对廖昌永欣赏有加的多明戈马上邀他参加自己在东京举办的新年音乐会。
这个奖为廖昌永打开了另一扇窗户。2000年底，由多明戈担任艺术总监的华盛顿歌剧院准备上演威尔第的《游吟诗人》，多明戈力荐廖昌永出演卢纳伯爵一角。面对邀请，廖昌永起初有些犹豫，《游吟诗人》是威尔第歌剧中剧情最曲折复杂的一部，情感冲突和矛盾极其强烈，自己能担起这一重要角色吗？
美国一些不了解廖昌永的同行也抱以怀疑态度，但是多明戈力排众议。于是廖昌永几乎找来了所有《游吟诗人》的版本，细心揣摩人物的性格心理，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去品，恨不得把全歌剧的歌谱倒背回去。
虽然是第一次在美国的歌剧院演出，但是廖昌永没有让多明戈失望，他的演唱令人耳目一新。廖昌永一改人们对卢纳伯爵的理解，用很年轻很抒情的声音动情地演绎出来。
功成名就的多明戈，近年来着力于提携年轻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名字设立歌剧比赛奖的目的也在于此。不过，廖昌永并不太愿意渲染他和多明戈的关系：“他对这些年轻艺术家永远都是热情支持的，并不只是对我一人这样，可以说爱才心切。我看现在说这个也是他的得意弟子，那个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不是的，其实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像周小燕对她的学生一样。现在这个说‘我是周小燕的关门弟子’，那个也是‘关门弟子’，周先生说：‘我从来不关门。’作为学生，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就是你努力地工作，让他觉得当年没看错你。我现在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
与其他一些长期与国外歌剧院签约、走纯粹的职业歌唱家之路不同，廖昌永走的是“演出+教学+行政”之路。目前，廖昌永每年还应国家大剧院之邀演两部歌剧。如果档期允许，他也会去国外歌剧院演几出戏，以保持状态。身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他，平时还要参与一些行政工作。除此之外，廖昌永还是每年坚持带几个学生，他希望把当年从老师身上得到的教益也传递给他的学生们。
“我现在60%的精力是在舞台上的，还有40%在院里和教学。有很多人觉得好像我不专心致志在舞台上去展现才华，有点可惜。我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我的经历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的想法也不太一样。”廖昌永很坦然地说，“在艺术道路上，非常多的人给予了我帮助。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今天的我不是在工地修房，就是在农村养鸡、养鸭。”“我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上海来，我经常想，我是幸运的，我的成长离不开方方面面对我的帮助。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投入到每一项工作来回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