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清：甘为音乐引路人

 

吕思清50岁生日那场音乐会，特意带着三个小琴童。

即便对古典音乐并不热衷的听众，也多多少少听过吕思清的名字。中国国家大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伦敦皇家歌剧院……在这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里，经由其手指抚出的小提琴旋律，绕梁入耳。

标志性的微卷头发，精湛的演奏水准，多年来，吕思清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或许正因为频频相见，人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年龄，当年那个夺得国际上最重要小提琴比赛之一——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17岁男孩，如今也已步入半百之年。知天命之年，吕思清比以往更加沉静。阅历的增长让他琴弦上的乐音常演常新。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自称“一把年纪”的吕思清把更多的心思倾注在音乐的普及和传承中。在时光的磨砺中，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为了心怀感恩的引路人。

即便在这个特殊的春季，他也闲不住，主动加入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频道，以一曲代表作《梁祝》抚慰人们同舟共济、共战疫情，如同音乐里流淌的破茧化蝶的勇气与力量。

一把琴，一段人生。 琴音缓缓，细水长流。
 

“把音乐送到你的身边”

还是大寒时节，一个晴朗的午后。周一下午的国家大剧院正是闭馆的时候，巨大的玻璃穹顶下安静宁谧，唯余西咖啡厅一侧的圆桌前还有笑声传来。

三个小时后，小提琴家吕思清将有一场重要演出，他的行程安排向来紧张。但若是谈到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哪怕可以借助一通电话、几条微信语音，吕思清还是愿意抽出时间，与剧院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地聊上一会儿。

国家大剧院自启幕运营以来，集结了一大批艺术家参与到艺术普及中，吕思清便是里面的常客。“那里就像是我的‘音乐之家’。”每年繁花似锦的春夏之交，“五月音乐节”都会如约而至。除了名家云集的室内音乐会，“五月音乐节”一直都在努力地“走出去”，用公益演出把音乐带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送往更多人身边。从城市里人流熙攘的写字楼到六环外的田间地头，从霓虹闪烁的高楼广厦到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古建筑，音乐家的脚步都已遍及。

“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正是吕思清。“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更多渠道接触到古典音乐，让他们的生活因为结缘音乐而变得更美好。”他常提起一句话：“如果你没时间来听音乐，我们就把音乐送到你的身边。”这几乎成为了他的某种“信条”，进而驱策着他多年来与音乐家们东奔西走。“去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艺术总监要以身作则。”去年的“五月音乐节”，吕思清走进雄安新区，为忙碌的建设者们献上了一场休闲解闷儿的午间音乐会。社区、医院、学校，甚至副中心建设工地的食堂……临时搭起的舞台总是相对简陋，吕思清从不在意，只要观众想见他，他都会带上自己价值不菲的名琴欣然前往。

有人为吕思清觉得不值。以他的声望和水准，大可节省下这些时间，在殿堂级的音乐厅里收获更多乐迷由衷的掌声与欢呼，或者干脆休息片刻也是好的。最近几年来，每当“五月音乐节”要“走出去”，吕思清都打头阵，往返路途的消耗、密集的演出，有时会在他的眼里或者面对观众的笑容里留下些疲倦，但他乐在其中：“我关于音乐的很多设想得以实现。音乐本来就该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

吕思清始终难忘2015年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柏峪村的那场演出。柏峪村是地方戏曲“燕歌戏”之乡，历史悠久，古朴沧桑。当吕思清把小提琴架在肩上时，大爷大妈们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满是好奇，吕思清意识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没亲眼看过小提琴，没听过小提琴的声音。”演出的效果到底如何，吕思清与同行的几位音乐家都有点儿忐忑。弓子搭上琴弦，演奏开始，全场寂静。然而当维瓦尔第《四季》中《春》的旋律告一段落时，一位大爷说，他听到了鸟叫的声音。“没错，就是鸟鸣！”吕思清惊喜异常。还有个小姑娘跑到院子里折了枝开得正好的花，热情地递到吕思清手上。

古典音乐作为舶来的艺术，总是与“高雅”二字如影随形，吕思清却不以为然，归根结底，古典音乐能够带来的就是一种“感受”。“感受”无关对错和高下，更何况，人们的“感受”常常是互通的。当同一段旋律响起，无论几百年前远在欧洲的维瓦尔第，还是对小提琴颇感陌生的农民大爷，心中浮现的都是同一个春天。“能与音乐为伴，是人生的一种幸福，但一座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能够真正来到音乐厅里的能有多少？”有时路途太远，有时工作繁忙，现实的障碍很多，想要让更多人感受古典音乐，首先要给大家一个能够接触到它的机会，而这些努力，就要靠音乐家的薪火传承了。


 

“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2019年12月25日，中山公园音乐堂里，吕思清与著名指挥家余隆、夏小汤以及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了一场音乐会。这场演出，是中国爱乐乐团为吕思清送上的50岁生日祝福。许多观众直到那时才发觉，当初一举夺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少年，竟已在舞台上陪伴大家如此之久。

如今，吕思清对音乐的感知越发敏锐细致，“年轻的冲劲儿和激情”沉淀下来，化作如今更游刃有余的“平衡和思考”。“50岁了，会有新的感受，或者说随时都有。音乐是一种很奇妙的艺术形式，它生命旺盛，能给予你很多东西，当然这取决于你给予它多少，越是挖掘，越能收获。”总有人会向吕思清抛来这样的疑问：一首曲子拉了几百遍，不烦吗？它不会变成一种机械的程序化吗？但就是这一次次的重复换来了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恰是音乐对音乐家的一种赠予。“在不同的时段演奏同一首曲子，我总是能得到新的灵感，这是音乐带给我最神奇的感受。”

吕思清从观众的反响中也获益良多。他常常举例，如果一位观众刚刚失恋，一曲《梁祝》于他而言悲痛到了极致； 但在一位陷入爱河不久的观众听来，旋律中情意绵绵的部分更加难忘。“观众的心境不同，对演奏的理解不同，而且他们也在跟随音乐成长。”一言以蔽之，音乐的变化永无止境，对它的探索和解读更是穷极无涯，“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吕思清渴望把这些体会分享给在音乐道路上同行的年轻人，“感恩”是他人生中的高频词汇。“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前辈、家人、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下一代有才华的乐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吕思清已经在行动了。就在中国爱乐乐团为他庆祝50岁生日的那场音乐会上，还出现了三张年轻甚至完全称得上稚嫩的面孔：李映衡11岁，蔡珂宜12岁，年龄最大的朱凯源也只是出生于2000年的零零后一代，他们与吕思清合奏了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

李映衡、蔡珂宜和朱凯源是当之无愧的“未来之星”。2018年，李映衡和蔡珂宜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中拿下了联合第一名。也是在这一年，6年前也曾获得过梅纽因大赛少年组第一名的朱凯源问鼎第55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其实不是刻意为之，更像一种天定的缘分。”发现他们，让吕思清倍感亲切和后生可畏——1983年，吕思清参加了首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少年组第五名，与这三个孩子相比，竟只能甘拜下风了。

“孩子们的才华应该被发挥到极致。”邀请他们到自己的音乐会上一同演奏，只是吕思清提供的帮助之一。平时，孩子们常常会问他，应该选择哪位老师？面临升学，到哪个国家学习更好？乐器该怎么保养？问题总是很具体，也很实际。吕思清固然不能替他们阻隔所有的危险，但他希望在自己的引导下，孩子们能少走弯路，“小提琴手的成长过程是很艰苦的，最重要的是提升专业的技能。如果有别人做这些事，他们就能少分一点儿心。”

 

担心“神童”迷失方向

吕思清还有一层更为警惕的考虑。

“凡是成功的人，一定是极其自律的，要经得起诱惑。”音乐的道路更是漫长难行，哪怕如海菲兹一样的天才，也必须长年累月地忍受练琴的枯燥和寂寞，心性不够成熟的孩子很容易误入歧途，“伤仲永”式的结局在这个领域从不少见。

“每年的音乐比赛都输送了大量‘神童’，但真正走到最后、成为‘家’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荣誉当前，吕思清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太过年轻，会“迷失了方向”。

1987年，吕思清一举夺得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时只有17岁，同样是稚嫩少年。大赛之严苛人尽皆知，此前金奖已空缺12届，亚洲人更是无缘。“东方帕格尼尼”的巨大光环笼罩下来，所有人都盛赞他是“天才”。

吕思清已经很少提及这段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倒有点忍俊不禁的趣事在其中。那时，吕思清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我记得特别清楚，得了奖之后，我就在学校里溜达。”一位老师看见了他，迎面称赞了一句“吕思清，你真是大器晚成啊。”老师走后，吕思清越想越别扭，“17岁拿了国际大奖，还算大器晚成吗？”

吕思清早早就被寄予厚望——8岁时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破格录取；11岁时被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选中，远赴英伦，到梅纽因学校学习。音乐圈里，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小神童，以至于帕格尼尼金奖显得有点姗姗来迟。敛下锋芒，静心积蓄，是吕思清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财富。“我的父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耳提面命，告诫吕思清“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满招损，谦受益”。取得了成绩，父亲永远一带而过；做得不对，就会被反复训诫。或许如今看来，这种挫折式教育并不十分可取，吕思清所受影响却极深。“我从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习惯去看自己的缺点，而不过多解读自己的优点。”孩子的成长，总归需要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信息不对称等种种限制，吕思清没能像国外的同龄人那样，用帕格尼尼金奖的“高光”交换巡演、签约等更为现实的收益。“国外的职业经理人会安排许多演出，趁着这个机会，把你的演奏事业推上一个高峰。”音乐赛事源源不断，永远有数不尽的冠军和金奖出现，不抓住时机，也许会被就此遗忘，“现在国内的孩子都很了解音乐市场的运作，但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完全不懂，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琴拉好。”鼓噪的热浪渐渐退去，吕思清又拿起小提琴，继续着踏实又稍显漫长的积淀，不少机会难得的邀约，就这么生生错过了。

时隔三十余年，吕思清还是很难评价当年阴差阳错的经历幸运与否。如果当初赴约演出，也许他会比现在更加声名显赫，但也可能因此跌入浮华名利的陷阱，最终泯然众人，谁都说不准。“我们总是面临着很多的选择，人生永远站在十字路口，既然走了，都是不能倒退或者后悔的。”吕思清的音乐生涯，少不了时代的造就甚至裹挟，他时常提醒自己：一个人能够把控的，只有自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不浪费上天赋予你的才华，是人生最好的结果。”
 

任重道远，但来日可期

帮助“未来之星”，吕思清还有一点“私心”。“国外的小琴童都有人帮助了，我想帮助华人自己的小演奏家。”往宏大处说，吕思清像所有的中国音乐家一样，有着让世界倾听中国音乐进而了解中国的梦想，独奏家是这个音乐梦的第一步。

“顶尖的独奏家只是一个方面，他们可能是最容易引起注意的，自己的努力加上各方的支持，会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但衡量一个国家的音乐素养，更应该看它的根基，比如音乐普及的程度、各种音乐门类是否平衡发展。”拥有经典流传的作品，更是重要的“指标”之一，放眼世界，古典音乐大国无不是拥有众多经典作品的国家，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皆是如此。

“音乐的交流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永远只是我们在演奏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而国外却对中国的音乐所知甚少。一直以来，只要出国演出，吕思清都愿意带上中国作品。近年来，谭盾根据电影《英雄》配乐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陈其钢的《悲喜同源》等曲目都很受欢迎，演奏最多的自然是《梁祝》，这段旋律诞生至今已有60载，东方爱情故事的缠绵凄恻与美学意蕴，总是那样令人神往着迷。

《梁祝》广受欢迎，几分欢喜几分愁。愁的原因很现实，整整60年过去了，中国的管弦乐史上再没出过一部足以平分秋色的作品。“《梁祝》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天时地利人和。”它的成功虽然难以复制，但并不影响后来人从中获得启发。

演奏者是乐章与观众之间最直接的沟通者，成千上万场演出拉下来，吕思清发现，能够被观众称上一声“好”的曲子，“还是得要记得住，旋律性很重要。”在谱写《梁祝》时，作曲之一何占豪参照了大量越剧，“他去观察，观众什么时候会使劲鼓掌，就赶紧把这段旋律记下来。所以我觉得最宝贵的音乐素材，还是来自民间。西方作曲家也会去民间采风，再把素材提炼出来。”作曲家的技法同样重要，怎么才能把收集到的音乐元素用“打动人心的、合理的、有思想性的”方式表达出来，需要日复一日的积累与磨砺。

“古典音乐的发展从来不是某一个时段的集体爆发。”现存的经典乐谱浩如烟海，但仔细想想，也经过了漫长的几百年，“如果统计每年全世界作品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作曲家，肯定是贝多芬、莫扎特，我们的经典作品还不够多，与中国的古典音乐起步较晚有关。”他说，几十年间，经过几代音乐家的铺垫，成效已显。让中国音乐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任重道远，但来日可期。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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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灵感源于中国本土故事，却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吸引着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登台演奏，这就是《梁祝》。这首极具民族化的曲子，被中国一位天才小提琴家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就是吕思清。今天，我们与吕思清一起，在经典乐章中探寻中国文化散发的独特吸引力。

 

　　时常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

 

　　现在，许多人都已知道，这个当年的“8岁的娃娃”指的就是我。

 

　　父亲第一次提到邓小平

 

　　实际上，作为当事人，我到1996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时，我已经到美国七年，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们请我的父亲谈谈我的音乐经历，我小时候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我的父亲吕超青（2000年去世）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文体系，曾弹过钢琴，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因为家境贫寒，而买小提琴比买钢琴价格要便宜得多，所以，我们弟兄三个，从小就都被父亲带上了小提琴之路。在我4岁半的时候，父亲就郑重地将一把小提琴交到我手上，父亲与叔父（一位资深级小提琴迷）开始正式教我拉琴。

 

　　从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我父亲一直都醉心于用钢板刻制乐谱。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许多正常的书籍都不能正常发行，当时全国各地一些作曲家没有办法印刷作品，他们就都寄给父亲，由父亲把它们刻成蜡板，印刷出来，然后再寄给全国各地的小提琴老师。当时陈钢（《梁祝》的作者之一）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印制出来的。随着刻制蜡板数量的增加，父亲“蜡板友”的数量也在增加，也就是说，父亲由此结识了许多音乐家。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学小提琴之后不久，父亲便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带我到上海、北京去拜访一些小提琴界的前辈老师，老师们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父子俩，并给予了无私指导。

 

　　在父亲努力创造的环境里，我的音乐天赋得以很好展现，7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完整地拉一些“大部头”的高难曲目。这是其他同龄孩子所难以企及的。我的突出表现，令许多前辈激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完我的演奏，感慨万千，但是他们无法录取我，因为历史上还没录取过这么小的学生。他们建议我到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看看中央音乐学院会不会给我个特别的机会。

 

　　这样，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腿上，又来到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听过我的演奏，也是满座皆惊，纷纷赞誉我为“天才琴童”。但北京也面临着与上海同样的问题：历史上从没有录取过年龄这么小的学生。

 

　　可是，不久，就出现了邓小平接见外宾的那一幕。这样，我在8岁的时候，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至今仍无人打破这个纪录。

 

　　我父亲只知道这个结果，但并不十分了解其间的过程。

 

 

　　结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我觉出了自己的特别，因为我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以往中央音乐学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而我才是一年级学生，我被安排在北京实验二小学文化课。这样，我每天早上和中午，15分钟来，15分钟去，都是一个人步行上下学。有时候碰上一大早骑车去买菜的食堂师傅，看我一个小人儿，就会捎上我。

 

　　比起同龄孩子，显然我感到了特殊，感到了孤独。但我不知就里。

 

　　我的小提琴老师王振山，曾经是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对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有意思的是，好像王老师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从1978年到1989年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十多年里，他俩都不曾对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特殊过程。我为此曾经询问过他们，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让我从小感到特殊，感到与众不同。

 

　　所以，虽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内情。我专心致志于小提琴艺术，11岁时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为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三年；1987年，17岁时，夺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成为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的东方第一人；1989年，我转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学业。追寻艺术的路途漫长而艰辛，与我前后赴美留学的一些同学，因难以忍受从事小提琴专业的清贫与孤独，几年里都改了方向，另谋他途，但我坚持了下来，直到1996年于北京成功举办音乐周。

 

　　在音乐周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我的故事”，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至于我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当然是因为我的琴拉得好。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这些经历会跟一位政治领袖有关系，因为从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首次听说此事的最突出感受是奇怪、新奇。当我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觉出自己是多么幸运，而这些都是因为这位老人——邓小平。

 

　　也是在这次音乐周上，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被邀请来听过我的一场音乐会，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我们偶尔通通电话，见过几次面。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毛毛谈谈我的事情，谈谈我对她父亲邓小平的深深感激，但谁也没想到，我认识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邓老就去世了。记得当时我在美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这个消息，我很震惊，连忙给毛毛发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无尽的悲伤和永远的感谢。

 

　　我再次把毛毛送给我的她写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仔细翻阅，在中国乃至世界，还没有谁像邓小平一生历经磨难，三起三落，却始终铁骨铮铮。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他所从事伟业的无限热爱，给了他强大的支撑和极大的鼓励，让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再读邓小平，让我明白了：惟有事业，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强力的支持。

 

　　从李凌那里我知道了最原始的读本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乐的传播。迄今，我已经在国内举办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会，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演出。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因为我的身上寄托着许多老前辈的关切和期望。

 

　　2003年9月，我回国演出时，听说音乐界的老前辈李凌（现已去世）身体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其时，李老已经90岁高龄，但看到我，仍然很兴奋很清晰地谈起了往事。从他那里，我才揭开了当年我被破格录取的谜底。

 

　　原来，当我8岁时，父亲带我来京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央乐团的创建人之一，是音乐界的元老。他在听过我的演奏后，非常喜爱，立即让女儿妲娜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赵、吕骥还有几个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是刚刚开始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没有别的办法，李凌只好给邓老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妲娜打电话给邓老的女儿毛毛，知道邓老见到了信，正在与有关单位联系。后来据说邓老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寻求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的问题。邓老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有一次甚至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就是在邓老的亲切关怀下，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单独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曾详细刊登了邓老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的谈话，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

 

　　当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亟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了“内参”，音乐界的人士都十分清楚：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到了。我成了最早沐浴这温煦春光的幸运儿。万幸的是，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

 

　　到今天我仍有遗憾，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当面对邓老道声“谢谢”了。多年来，我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多次演出，我相信邓老一定听过我的现场演奏。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老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他是怀着对国家对人才的极度关切而钦点了我们。万幸的是，我成功了，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这也算是我对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的一份告慰。

 

　　常常有美国朋友从中国旅游返回，大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惊讶于中国发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谈到伟人邓小平，美国朋友异常佩服邓小平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在中国，是邓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荣——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华人的共同骄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口述/吕思清   采访/记者 韩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