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么这么多年，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国际上获奖，比方说获奖的廖昌永，当他演出完以后，评委就认为说，像这样的歌唱家，只有欧美等少数国家才培养得出来，所以我想他们跟我一样好奇，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坐在我对面的，像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培养出这么多的国际一流的歌唱家呢？
周小燕：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怎么呢？我觉得一个学生的成功，我作为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他要学会，首先他要会学，廖昌永会学，他晓得得到一点东西，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主持人：那么说到廖昌永，我听说这样一件事，当他在参加多明戈比赛的时候，当时多明戈就跟他讲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那么今天我还是想请您用非常简单的通俗的说法，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训练体系，这个特殊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周小燕：根据美声的要求，他们总结出来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他们有仪器给你看，发声的零件不外四个，一个是呼吸，是个动力，就像你打鼓吧，一个榔头打下去有共鸣，假如你有个共鸣腔，它就响，我们的共鸣腔就是胸腔共鸣、咽腔共鸣、头腔共鸣，你找到一个办法能够一发声，这个一动都响，因为它看不着，又摸不着，有些地方也没有感觉，所以要凭耳朵、要凭经验。
主持人：那您的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呢，能够使学生感觉到这种共鸣？
周小燕：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还有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廖昌永，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他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还有，他有个特点，他会抓腔。
主持人：要把韵去做出来。
周小燕：语感、语气，这个语感很重要，所以一个人你说真正到家的话，为什么廖昌永唱，外国人也说他好，法国人很挑剔的，他是1996年到法国去参加法语比赛，就是声乐国际比赛吧，他要唱一首法国歌，他居然得一个外国人唱法国歌的奖，这个很不容易的。
主持人：就跟外国人唱京剧一样。
周小燕：他唱得都对了，所以人家以为他会法语，他说我只会说NO NO NO，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抓得到这个腔。
1997年，廖昌永在国际最具权威的多明戈第三届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可谁又知道，廖昌永还只是一个从未走出过四川家乡大山、连钢琴都没有见过的农村孩子。1988年，他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
周小燕从演唱转到教学，经历了漫长的探索。50年代只教女高音，注重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此后，周小燕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主持人：廖昌永他经常唱一首歌，叫《老师，我总是想起你》，因为他经常跟各大媒体讲，他说他永远都忘不了您这位恩师。
周小燕：我跟他们的感情都蛮好的，这些学生我觉得很可爱。我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们等于说我的孩子一样的。（周小燕说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周小燕：我总是很容易激动。（在周小燕的眼泪中，廖昌永唱起了《老师，我总是想起你》。）
廖昌永：因为当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有很多就是这么多年一步步走下来，中间遇到的挫折，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情感，老师对我的帮助，包括她有很多对你讲的话语，都在那一幕一幕，都在你面前像过电影一样这样过来，所以当时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就会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在排练的时候从来没有流泪。
周小燕：在音乐会上，不晓得怎么的，他激动得全场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感情是蛮真实的。他回想他自己成长过程，当然他这个老师不是指我周老师一个人，他想的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师生有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是蛮自然的。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您和您的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浓烈的情感呢？
周小燕：我也说不好，我想大概从他们的角度讲，也许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们东西，他们在我身上学到了东西，对他们一生都有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他们可爱、朴实，对事业执著，你越是坎坷，越是吃过苦头，以后就可以成大器、成才，确实是这样。生活里头坎坷的，比方说廖昌永，他从前放过牛，还会捉螃蟹，我说你吹牛的吧，有一次他真是，一个VCD里头，进去到一个小沟里，钓一个螃蟹出来，所以他什么都会做，他会烧饭、烧菜、洗衣服，他都能够干，他觉得习惯了，假如都不会做，成不了大器的。
主持人：生活的磨炼对一个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周小燕：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跟妈妈们讲，我说不要太心疼他们，让他们去锻炼，去闯，有好处。
主持人：但是您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您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我听说他是个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他，说是个大音乐迷吧。
周小燕：他特别迷恋音乐。
主持人：那么小的时候，父亲在培养您对音乐兴趣方面，他都做了哪些事情？
周小燕：我父亲很有意思，他自己五音不全的，唱不入调的，但他喜欢音乐是，他们叫他是音乐迷，就是音乐疯子一样的，只要你是学音乐，他都支持。所以后来我的弟弟，有一个弟弟就是吹萨克斯，有一个弟弟拉小提琴，我妈妈也是弹钢琴的，那么我是钢琴，小提琴、萨克斯，客人来了就是，小燕唱，唱个歌，我就去唱。
父亲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爱去的地方，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音乐的启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开始声乐学习。自以为会唱歌的周小燕在学校结识了一个小伙伴，从此走上了坎坷的声乐求学之路。
周小燕：到上海来了，他就给我们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她也是学唱的，她比我还小一岁，我那个时候是唱电影歌曲，我记得她就是唱歌剧《托斯卡》，这么响，真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主持人：可能她的这样一种表演方式，这种演唱方式当时给您触动非常大，也是她给您一个刺激？
周小燕：就下决心，这回就不再变了，不学别的乐器了。对，要学了，好了。我去跑到她的老师那去，声音上不去了，憋住了，到这个咪发的地方过不去，一到那就破了，这怎么办，哭鼻子，我说我不学了，又不行，后来幸亏那个时候换老师，换了好几个老师也不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父亲周苍柏坚决不让女儿为了学习而去做顺民、做亡国奴。在音专学习了两年的周小燕回到家乡武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并且同好友组织成立了武汉合唱团。
周小燕：那个时候独唱演员就是我，叫我唱，可是唱，哆拉哆拉哆发，到发，我一到发就破，怎么办呢，不能唱，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唱，我就尽量想办法躲着唱、叫着唱，后来有一天唱过去了，因为到台上去，要求去唤起民众，忘记了，不晓得怎么一叫，唱过去了，就这样度过了。所以我就得出我自己教学的一个结论，不要让学生一开始就是想得太多，情绪一来，他自己就出来了。（周小燕在长城上唱《长城谣》）
主持人：您刚才唱的《长城谣》，应该说是您首唱以后全国流行，人们也还经常唱起这首歌，那您通过这一系列唱抗日歌曲的这些活动，您当时在思想上是不是也有些变化？
周小燕：那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我就说他爱国的，惟恐做亡国奴，我们也是，所以我妈妈在家里头就缝棉袄，带着到医院里头去，你比方我弟弟也参加了抗战剧团。
从上海沪江中学回到武汉的周小燕小弟德佑，和30多位流亡学生组成了抗战剧团。他既做导演、编剧，又担任演员，身兼数职，带领战友开始在鄂北、山西一带工作，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还不到19岁的德佑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累死在抗战前线。
周小燕：他牺牲的那天还开了个追悼会，总理、邓大姐他们都来的，董必武都来的，我不晓得他们，但是我觉得与众不同一种感觉，尤其总理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给我留下印象，我对马列主义什么我不懂，我只觉得共产党员是好人，共产党是救中国的党。
周小燕组织的武汉合唱团在抗日歌咏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处于抗战中心的武汉也兵临城下。父亲周苍柏希望女儿能够学有专长，决定将周小燕和她的大弟天佑送到意大利学习声乐，由于意大利突然加入法西斯阵营，姐弟二人只好改道去巴黎留学。
主持人：巴黎留学应该说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
周小燕：那时候中国人翻译他的名字为齐尔品，是个俄国人，他是个音乐家，他老早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后他到中国来，后来又娶了个我们的校友，中国姑娘叫李献敏做妻子，两个人结婚。那个时候，我到巴黎的时候，他们也到巴黎，在大使馆里我们碰上了，他们就给我们介绍，就认识了。是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介绍什么学校，怎么学习，而且常常带我们听音乐会，这两个夫妇人很善良，很朴实，他对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主持人：而且这位齐尔品，好像后来您在巴黎的很多大的事情都是跟他有关，像您第一个老师布朗热，也是他介绍的，是吧？
周小燕：布朗热她一看见我，她就喜欢，她叫我到她班上去。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关于中国画的对话特别有意思，是吗？
周小燕：对，很大的一幅中国画。她就问我，这幅画是中国什么朝代的，我那时候哪晓得什么朝代，我就跑去看，我说这个好像是，我那个时候说这个是汉朝的，也不知道什么朝，我就说了一个朝代，我说可惜这个作家没有留名字，我说我们中国常常这样，一些作家的名字不写的。她说那有什么可惜，这个真品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这个真品是谁画的，这个并不重要，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印在我脑子里很深的，所以我觉得，我教学也是这样的，小廖成功了，张健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哪个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做好事是主要的，至于说哪些老师把他塑造成功的，我周小燕在里头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主要是真品、成品能够传下去。
布朗热是国际第一流的声乐教授，她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然而周小燕跟随她学习视唱练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周小燕差一点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自己学了蝴蝶夫人咏叹调，后来他们就传了，来了一个小蝴蝶，老师一听，因为我一直唱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不会亡……”，就是这样，都是唱这些歌，唱这些歌跑过去。说我喉音太重，我说唱歌不用喉咙那怎么唱，喉音重，听不懂，好，那就不用喉咙吧，躲，就躲着唱，唱到后来音也唱不准了，声音也没了，哭鼻子了，怎么办，就找到齐尔品那里去，哭啊，哭得伤心得不得了，他说做什么，我说不会唱歌了，我要回去又回不去。
在齐尔品的帮助下，周小燕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成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的学生。
主持人：可我听说他的教学方式就更离奇了，说禁止你唱歌，弄得你当时一开始很痛苦，是吗？
周小燕：很痛苦，只练声，差不多练了几个月，我们算一个学期了，都没有唱歌，你唱不了歌，一个歌总要到咪吧，但是我一到咪就破了，就拐弯了，就是唱中声区，唱了好久。
1940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法国，无依无靠的周小燕姐弟二人只好跟随房东一起逃难，但不久就被德军抓住，押回巴黎。颠沛流离的周小燕又回到了贝纳尔迪的课堂，她的声乐学习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
周小燕：他说你下一课你就准备《弄臣》的《吉尔达》的《亲爱的名字》这个咏叹调。
主持人：那你当时不吃惊吗？
周小燕：怎么一下唱这个，当然高兴啊。我能唱得出来吗？那就是咪，咪瑞哆西哆咪发咪瑞，都在这个地方，他有经验了，就专门从这个地方起音往下走，起音往下走，他就想着这样一个咏叹调，就这么唱出来了。
贝纳尔迪全新的教学方式，让周小燕跨越了声乐学习的障碍。经历七年艰苦磨炼的她登上巴黎国家大歌剧院，以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1947年5月，她应邀前往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
主持人：说起二战之后的首届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应该说回想起来都是很令人激动的，应该说是那个时候音乐界的一个盛事，你像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他们都有参加，那么当时云集了应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音乐家，那么您非常幸运，作为一个中国人，跟他们能够同台演出，进行交流，那是不是觉得一生都是难忘的？
周小燕：真是，所以我说我是幸运的，很多事情都证明了我是幸运的，像这个布拉格之春也是。第一届布拉格之春，派去的代表都是一流的，这是奥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维奇（作曲家），美国的波恩斯坦，还有捷克的库布利，还有英国的梅纽因，全部是世界级的，梅纽因跟奥伊斯特拉赫在音乐会上拉的二重奏，声音纯得，音乐处理得，那真是美，真是好极了。给我最大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些音乐都是第一流的，可以说世纪的音乐家，可是他们朴素，奥伊斯特拉赫也好，肖斯塔科维奇也好，都是亲切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才是大家，他是平易近人。
主持人：那您那次跟他们同台演出，您演唱了什么歌曲呢？
周小燕：我记得那次差不多都是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一些曲子，《红豆词》之类的，还有齐尔品专门替我写了几首歌，比方说《春眠不觉晓》，还有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我唱的就是这一类的歌，所以他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主持人：所以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歌曲他是接受的。
周小燕：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我记得吴祖光有一次回来，要寄一个报纸的简报，他给我，他说他到法国去出访，碰到一个法国的汉学家，他就问他，你怎么引起对中文的兴趣，你成为一个汉学家，他说，说起来也好玩，他说我曾经听见一个中国姑娘唱中国歌，我觉得中国语言美极了，那个中国姑娘就是我，那个时候一个小胖子，就是唱这个《紫竹调》，他就觉得美，尤其在国外在唱中国歌感情不一样的。
主持人：听说您那时候演出，每一次都是坚持穿中国的旗袍，是吗？
周小燕：对，我总是穿中国衣服的，然后坚持唱中国歌。
主持人：所以说看来如果是我们把自己国家的歌唱好，同样中国的文化也能够去流行在国外，也能够在国外引起反响。
周小燕：所以我觉得，我跟小廖说，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自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不光觉得你是个瘸子，他看不起你，就是你们国家没有文化，或是觉得你们国家有这么悠久的文化，你没有文化，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而且可能越在国外越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你自己没有民族自尊心，对人也是一样的，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你要有自信，人家才会信任你。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上，周小燕以完美的演唱技法和夜莺般的歌声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欧洲舆论界将她称为“中国之莺”。当布拉格之春帷幕落下之后，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都向周小燕敞开了大门，而此时，她却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主持人：那您看，周先生，应该说这次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也是奠定了您在国际乐坛的地位，那为什么在您的事业正好往上走的时候，应该说蒸蒸日上的时候，您却放弃了这个阵地，毅然决然回国了呢？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几句话，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第二，学好了不要呆在外国，要回来，要回来对你的国家效劳，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呆在那里九年，我学完了，我演唱了，基本上得到好评了，该回去了，我没有考虑什么，觉得是应该的，我就这么回来了。
周小燕的回国掀起了一股周小燕热，为了声援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她在各地筹办音乐会。此时，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的育才小学向周小燕发来了邀请，希望她来为孩子们担任声乐教师。周小燕放弃了再次返欧访美的计划，留在育才小学义务教学。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我确实觉得很难理解，一般的年轻的演唱家或演奏家，他由于要忙着他的演出的事务，一般来说，他不太愿意花时间去教学，因为在台上演出和教学是两回事，台上是个人才华的一种展露，教学他是园丁，他是幕后的，那您当时应该说事业非常好，你怎么会有兴趣到育才小学教这些难童唱歌呢？
周小燕：这恐怕是家庭影响的，我好像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对我的舞台艺术有矛盾，或者什么，好像没有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很高兴，等一去，看到这样的条件，很同情，就是这么工作上了。
主持人：但育才小学应该说是您歌唱教育事业的开始，您从教这些孩子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周小燕：我教他们，从同情到发现他们里头有个别的确实是有嗓子，而且那种眼睛看着我，就是巴不得好学的那种，迫切的求知欲，这种都使我很感动的。包括很多学生，就比如李秀英、方琼，还有刚刚回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张奕，他们即便已经在音乐学院任教，依然会经常来我家，聊聊声乐的技术、聊聊教学上的问题。
1949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周小燕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惊喜之余，她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周小燕：在文代会上见了周总理 、毛主席，这些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丁玲、田汉、郭沫若、周总理，都是说要做人民的音乐家，做人民的代言人，要人民喜欢你 ，后来我跟周总理说，我也没有为革命做什么，人家说我是投机，好啊，他说但是你投人民的机，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就好，我想又是人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我说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民，要为中国人民做事情，为自己的祖国做有益的事情，我就只能培养人，我就只能做这一点事情。
建国后，她作为文化的使者，经常出访东南亚及东欧国家。同时，她也从一名歌唱家变为一名声乐教育家。走工厂、下农村、访部队，音乐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然而，这一切在文革期间都被剥夺了。
主持人：那您说文革那一段，您也不能教课了，这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些打击呢？
周小燕：那个时候很痛苦的，又不能唱了，连看书都不许看，所以那时候很苦的，所有的书、唱片，都要自己撕掉，自己毁掉，这个心里头觉得，干吗要这样做啊，那都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无能为力，也就这样认了，叫我自己回家，自己消灭四旧，我说什么是四旧，高跟鞋自己敲掉，唱片自己摆在一个不平的地方踩了，毁掉它，书称斤卖掉、撕掉，那时候是很痛苦的，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最残酷的就是毁灭了文化、教育。
历经文革磨难，周小燕重新登上了讲坛。80年代初，她的学生屡次在国际声乐比赛获奖，这是中国音乐界同世界隔断了20年后的复苏。
主持人：那么您教出这些学生，他们为中国应该是增光的，在国际乐坛上占有一席之位，但是您的这些学生，大部分他们都是留在了国外，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这对您和国家来说，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悲哀吧？
周小燕：并不是大部分，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有的不是在舞台上，在教育岗位。比如说音乐院的教师里头，好多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教书。在舞台上最有代表性的，廖昌永、魏松、顾欣，他们这些人还是在国内的。在国外也有，但还不是多数，有几个尖子学生都在国外，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国内他们唱到这样的水平，国外要他们，跟他们签合同，国内呢，反倒没有舞台给他们，那他学了半天无用武之地，那也是个可悲的事情。
周小燕：我搞歌剧中心就是，我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我要创造舞台让他们上，给他们创造条件，只要我们国内有舞台，他们就会回来，或者回来教书，或者回来当演员继续唱，他们都这样跟我表示。
1988年，为了振兴中国的歌剧事业，70岁的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并亲自出任艺术总监。虽然没有任何演出活动经费，但她每周上课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许多歌剧演员开始慕名而来。
主持人；那么在国外，像您这样的一个歌剧中心，它是由很多大的实力雄厚的财团来支撑它，那您背后是有背景吗？
周小燕：没有，开始真是蛮辛苦的，是怎么呢，我说我的歌剧中心搞了快二十年了吧，十几年，能够搞得这样，确实是各方面的支持，跟我合作。
周小燕歌剧中心成立以后，很快同江苏省歌剧院合作，排演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经典歌剧《弄臣》。在排练期间，周小燕不慎摔断腿骨，但是，在病房里，她还坚持给演员指导排练。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弄臣》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主持人：这个《弄臣》当初别说在中国了，就是在整个亚洲，都没有一家歌剧院独立演出，那您当时又是一个新的，是您以您自己命名的一个歌剧中心，经济也不是很雄厚，再加上又是您自己的名字，您不觉得一下子就演这么一部大的经典的歌剧，有点儿冒险吗？
周小燕：这个剧目我是比较熟，而且我的手上有这么几个演员，演小丑的、演公爵的、演女孩子的，有这么一批演员，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曲目，大家觉得也蛮好听的，就是稀里糊涂的，也没有考虑。
主持人：你也没想到是不是冒险，也没有想到说会不会搞砸？
周小燕：没有，假如说失败，我就觉得不会失败的，因为我有这些人，这些演员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把握，不会失败，我就没有想到要失败。
主持人：所以这样很乐观的，结果《弄臣》就弄成了。
周小燕：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怎么来的？还是要靠奋斗、工作，你工作了，你就会把事情办成功，你办成功了，你就有信心了，有了信心你就再想干，又有信心，这个信心就逐渐逐渐加强。
主持人：周先生，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的技巧方面是没有问题，他也很刻苦，但是他的知识结构方面，确实有些欠缺的，比方说他本身，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可能不太重视文化课，那么就像您说，真正伟大的艺术，它是一个全面修养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有呼吁过，或者是采取过一些措施吗，怎么能够改变现状？
周小燕：过去声乐系就是学声乐，就是唱那么几个歌，也有表演课、形体课，这已经是发展了，再这么全面的慢慢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我们也在进行全面教改，将来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绝对文化面要广一点，所以我觉得不要很早就专，不过我们也希望早日能够看到音乐学院尽快地改变现状。
主持人：那么今天，作为86岁的您，您觉得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周小燕：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干一天就干一天，能够多培养些人才，尽我最后的力，我就在这方面尽力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为止。所以他们有一个学生，他们说他是周老师的关门弟子，我说，谁跟你说我关门了，旁边有个人说，那周老师，你什么时候关门，我说盖棺的时候关门，反正我也没有退休的，终身的，那我就干终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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