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一定要发扬它的特质与核心——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寓意深刻、百听不厌,把这些做到了,民族音乐就算成功了。没有任何思想感情的堆积,一味阳春白雪,不符合音乐传承发展规律,这样的音乐,总会被历史社会所淘汰。”
万帆竞发的海洋风光、激昂悠扬的管弦音乐、灵动飘逸的民族服饰……现代与古典在这里交汇,时间与空间在这里穿梭。5月1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迎接各国贵宾的文艺晚会上,随着一艘大船载着手持民族乐器的艺术家缓缓划到舞台中央,一曲壮丽雄浑的乐曲在现场响起,这是中央民族乐团在演绎关于海上丝路的《碧海雅韵》,向国内外观众表达着“一带一路”的美好祝愿与和谐约定。
在光与影中,观众们如痴如醉的神情,以及爆发出的热情掌声,让乐团“掌舵者”席强暗暗松下一口气,他更加坚信,民族音乐日益受到观众喜爱的同时,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做一名民族音乐的传播者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席强对时刻紧跟国家大政方针,具有相当的文化自觉性与主动性。为契合国家“一带一路”重大题材,他正在带领中央民族乐团筹划创作新剧目《玄奘西行》,延续“国乐”系列历程,更在世界范围内首创民族器乐剧。
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塑造了一个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而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则是从玄奘取经路上看到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族乐器文化去解读表现他的取经之路。该剧在音乐创作和表现手法上构思巧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向观众们展示一幅幅生动而真实的民族音乐画面。
这次乐团剧目表演特别邀请到六位印度音乐家参加,具有印度南亚地区民族风格的西塔尔琴、塔木拉鼓、萨罗德乐器,以及来自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的民间乐器也将与汉族传统乐器汇聚成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音乐盛会表演,在席强看来,这是当代中国音乐家们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旅程。
为了更好创作这一剧目,在席强的支持下,驻团作曲家姜莹多次赴新疆、甘肃、陕西采风,在塔吉克居住的雪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伊犁哈萨克草原毡房、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这使姜莹在创作中把握住了玄奘不只是为探求佛法,而是寻求人生的最高境界,超越生死、用心灵的窗户去感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善念之法。
乐团的品质、作者的探索,都让席强对《玄奘西行》充满了期待与信心。“这部剧目用鲜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观众塑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感人故事,用民族乐器去传播优秀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鼓舞人民,去协调连接交流中国与中亚、西亚直至印度沿线国家自古以来积淀的丰厚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去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融合感,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文化的纽带中起到思想和情感的联系作用。”
按照计划,《玄奘西行》7月在北京首演后,还将在全国各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巡演,席强相信这部剧目一定会成为“弘扬传统精神、传播优秀文化”“用民族音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精品力作,“这不仅是一次音乐表演,更是当代艺术家向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巡礼和敬仰。”
对于这部剧目,席强还有着更深的独特思考。两三百年前,西方人在意大利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歌剧,而今,中国人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民族器乐剧,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文化创新与文化自觉的表达。“我相信,民族器乐剧用乐曲完整系统地表达历史故事,呈现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是史无前例的。”
将职业当做事业来做
“山河破碎,儿的心肝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瘦小的身材,稚嫩的扮相,却在台上一板一眼、稳扎稳打地演绎着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谁能想到,作为演奏家的席强,与音乐初次结缘,是从小时候登台演唱现代京剧开始的。也是在那时,剧中人物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在席强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这,离不开他喜爱京剧的母亲的影响,他演唱京剧,都是母亲一字一句地教会的。
在京剧熏染下,席强逐渐对民族音乐产生兴趣,上中学后便开始利用课余闲暇,跟随甘肃著名胡琴演奏家张大成先生学习板胡演奏。回想起那段学艺经历,席强可谓五味杂陈。特别是在高中毕业后,他被安排到离兰州市近100公里的村镇插队,那时的交通工具还不发达,“每次去学琴都要凌晨2点起床,先走10里路,再扒一段拉煤的小火车,然后换乘客运火车抵达兰州。”就这样,他坚持了整整两年,一直到1979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席强以优异成绩考上甘肃省艺术学校板胡演奏专业,正式成为张大成的学生。
那段艰难生活的磨砺,使席强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的音乐技能与知识素养,也经历着量的积累乃至质的升华。在他看来,这与他视如父亲的张大成老师的教导与关爱分不开。而每当谈起这位恩师,作为西北汉子的席强,眼神总会多出一抹柔情。
“跟张老师学艺,是最快乐的日子。特别感动于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教学生从来都是免费的,只为让更多人继承与发扬我们的民族音乐。”这深深影响了席强。他每次回兰州,不管时间多紧,都会先看望自己的恩师,“那段经历是我音乐梦想走向现实的开始,也是我艺术人生腾飞的基石。”
经过三年扎实学习,席强从留校任教再来到人才济济的北京,在中国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音乐家、《喜洋洋》作者刘明源先生。刘先生平易近人,爱护学生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学四年间,席强得到了刘先生“真传”,板胡、高胡、二胡……席强掌握了中国弓弦乐器演奏的真谛,也学习到了大师难能可贵的人品与艺术。
第一次见识民族音乐的震撼,那是在1986年春天首届中国艺术节上。席强作为学生,参加了千人大乐演奏,在指挥家彭修文、阎惠昌、朴东升的指挥下,先后演奏了《将军令》、《长城随想》、《金蛇狂舞》,当时震撼人心的场面,至今回想起来,席强都忍不住地激动与亢奋。这场千人大乐,让他真正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与无限魅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传承、发扬中国民族音乐的决心与理想。
这促使席强更加努力学习,充实自我。在就读中国音乐学院期间,席强不仅拓宽了对民族音乐的认识,扎实了演奏民族音乐的专业技能,还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些对他演奏及从事管理岗位,都有着深远影响。“如果没有理论上的积累、学习与磨炼,就不会促使我在音乐理论研究特别是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上产生新的思考与新的见解,更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在管理岗位上的改革成就。”
这些年来,即便工作再忙碌,席强都从未停止过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他始终认为,民族音乐的创作与实践,只有在理论指导下,才能更上一层楼,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民族管弦乐的传承、乐器的历史演变、乐队的建设、院团的发展……都是他关注的内容。
特别是中国民族音乐历史,席强更是如数家珍。“民族音乐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民族器乐的音乐历史远远超过5000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出土的骨笛,有着8900年历史,在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笛,也已有7000年的历史,这些都是有文物遗存,有科学考证的,更不用说众所周知的战国编钟。这些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每当谈起这些,低调内敛的席强总会带着自豪之情。
对于民族音乐,不管是从演奏、理论还是管理,席强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即使工作后,席强还自费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文化艺术管理MBA研究生班进行系统学习,在他看来,艺术管理是一个有别于机关、企业、军队的特殊行业,艺术家群体的思想和事业不同于一般岗位,从事管理岗位的艺术工作者,在经过社会历练之后,都应该再回炉,如此,才能用多元化多视角、开阔的心胸来热爱、发展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并将职业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用民乐串起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这十年来,中央民族乐团上演了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民族音乐。这一次次的成功,是席强在实践中积累出来的,也为海内外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在席强的带领下,中央民族乐团先后推出《泱泱国风》、《国风绕梁》等大型民族音乐品牌作品,受到全国观众的欢迎与好评。
近年来最有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印象国乐》、《又见国乐》两个大部头创作。立体的舞台呈现、经典的民族音乐、华美的民族服饰、中国气韵的舞美……将器乐与科技相融合,使音乐与时代相碰撞,带给观众的不止是震撼,还有惊喜———“国乐”系列作品中《十面埋伏》、《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丝绸之路》等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的经典国乐,在世界各地飘荡。
《印象国乐》、《又见国乐》巡演以来,得到一些国际驰名品牌的全程赞助,但席强看到的,不仅是经济效益与市场地位,更是观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同,以及观众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份尊重。通过演出,中央民族乐团做到了有市场、有文化影响力,队伍更富有朝气与活力,每当《印象国乐》、《又见国乐》响起,演出现场都会成为当地的文化盛会。在上海演出时,很多年不见的老前辈齐聚现场,可谓群贤毕至;更可喜的是,很多青少年被吸引到民族音乐演奏现场,还未看完便纷纷想要学习箜篌、琵琶、古筝、笛子等民族乐器,可谓少长咸集。席强说,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也是文化传播的主导作用。
民族音乐,代表着国家声音与国家形象,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地了解中国声音,喜欢中国故事,加强民族凝聚力,成为席强所带领的中央民族乐团在近年来的文化使命。也正是他的这种责任感,使著名导演、编剧王潮歌以“一元稿酬”来执导《印象国乐》,她说:“我跟席强团长说我会尽心竭力,只要我把这份心拿出来给您,您托着接好了,就够了。”
2015年,《印象国乐》到台湾演出时空前的盛况,至今仍让席强记忆犹新。在演出之前,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小波折”。中央民族乐团与台湾承办商协商演出后,将票价定为与其他世界级演出团体相同的票价,台湾承办商担心票价太高销售不出去,但席强却信心满满地说,用中央民族乐团的民族品牌与艺术质量做保证,不用担心,一定会受到台湾同胞的喜爱。意料之中也是在意料之外,所有门票均在演出一星期前售罄,甚至一票难求,中央民族乐团在台湾大放异彩。
席强事后总结经验,除了中央民族乐团高超的演艺水平与剧目的创新意识外,更重要的是其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主题,把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感调动起来,“如果说文化是桥梁,那么演出就是平台,真正起到了心连心的作用。”
如果说在台湾的演出使席强及其所领导的中央民族乐团自信满满,那么,在美国等国家所受到的欢迎,则更充分彰显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与辐射力。
2015年12月,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公演,《华盛顿邮报》以整版篇幅刊载,报道指出:“中央民族乐团在打一场战役,这是一场试图把青少年吸引到传统文化艺术殿堂来的战役。”演出结束后,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副总经理专门来到后台找到席强,请求将《又见国乐》演出海报贴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展览墙上。同样,2016年在哥伦比亚国家大剧院,《又见国乐》的海报也贴在了那里,它彰显着当代民族音乐家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
用席强的话来说,正是因为在剧目创作和表演中,我们坚守了民族艺术的文化自信,发扬了民族器乐的优秀传统,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念,使民族音乐理直气壮地站在了世界艺术殿堂上。
仅仅几年,《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百余人的队伍演出每年近230场,并不断在中国、在世界进行巡演,彰显着中华精神与中国形象。席强说,“把最好的音乐传达给了观众,使观众得到了愉悦与升华,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用高雅的形式,扎根人民”
近年来乐团系列成就的取得,是与席强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分不开的。从乐队演奏员,到乐队队长,再到乐团副团长、团长,席强在中央民族乐团已工作近27年。特别是自2007年担任团长以来,怎样在院团走向低谷的大潮中,使中央民族乐团脱颖而出,成为席强经常思考的问题。他经常自问:民族音乐拥有很小的市场,我能否通过改革作品表演方式来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让更多观众喜欢上民族音乐?
而今,每年60到70个原创作品,230多场巡演,总创收达3800多万元……这些数据成为他深入思考、大胆尝试后的成果。
多年一线的演奏经历,使席强敏感地意识到,观众就是市场,民族器乐如果符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其市场不仅是萎缩的,还有失传断代的危险。于是在上任团长之后,席强大胆改革,实行作品委约创作机制,独奏曲、协奏曲与时俱进,既演绎传统经典,又歌颂时代发展,使民族音乐在面对市场、面对观众时雅俗共赏,具有可听性与可视感。这,一下拉近了民族音乐与观众的距离。
“民族音乐一定要发扬它的特质与核心———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寓意深刻、百听不厌,把这些做到了,民族音乐就算成功了。没有任何思想感情的堆积,一味阳春白雪,不符合音乐传承发展规律,这样的音乐,总会被历史社会所淘汰。”这些话反复在他口中出现,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观众不买账,文化还传给谁,把这个道理讲通了,民族音乐的道路也就走通了。
为了让民族音乐回归大众喜爱,创作“有深度、有温度、有思想”的音乐作品,这些年来,席强每年都会带领艺术家们深入基层一线采风学习,采风足迹已遍及广东、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市区,搜集和学习了包括广东音乐、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冀中管乐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20多个艺术品种与民间乐种。艺术家们不仅将这些原生态乐种进行录音、录像等抢救性保护,还将它们整理、加工、改编与再创作,以专场音乐会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使民族民间音乐得到继承和发展。
自己的乐团发展强大起来了,席强并没有完全安下心来,因为在他看来,他的职责不止于此。在他的带领下,中央民族乐团陆续帮扶全国20多个民族乐团,真正把国家艺术资源普及到全国各地,使民族音乐“百花齐放”。自2011年起,乐团先后在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贵州黔东南州歌舞团、甘肃省陇剧院和甘肃歌舞剧院建立“民族音乐发展基地”,开展文化共建、文化帮扶活动。
不仅如此,在席强的倡议下,中央民族乐团还每年到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进行文化帮扶,2011年中央民族乐团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联袂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美丽新疆》,汇集了中央民族乐团和新疆方面最精英的创作团队,经过数月排练,呈现出一台既体现维吾尔族风格又彰显民族管弦乐风采的精品。2012年,秉承《美丽新疆》的合作经验,中央民族乐团联袂西藏歌舞团创编了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西藏春天》,该音乐会同样汇集了汉藏作曲家,选取藏族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通过改编、加工与移植,突出乐曲优美动听、旋律耳熟能详、曲调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呈现了一台地域特色鲜明、文化历史厚重、音乐感人至深的民族音乐会。
这样的援疆、援藏活动每年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歌唱祖国、歌唱新时代,共同演奏优美的旋律,促进了民族情感的融合,将民族团结做到了第一线,做到了每个人的思想感情中。”
一台台绚丽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与席强及其带领的艺术家团队的辛苦深入一线采风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西藏高原采风演出时,他们的团队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民族音乐”,用音乐的形式将血浓于水的各族文化融合,在他的团队看来,是职责与担当。通过去西藏演出,席强及其团队自身也得到了洗礼、熏陶与锻炼,感受到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慰藉。“我们就是想用民族音乐这种高雅形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弓弦乐演奏家，民族音乐理论家。
1985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师从于我国著名音乐家刘明源先生。1990年入中国中央民族乐团至今。2003年、2009年先后在中央党校学习，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艺术管理MBA研究生班”学习。曾出版专著：《青少年学二胡》、《中国民乐》、《民族音乐论文集》。
从2007年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以来，先后策划、创作推出了多部体现国家民族音乐代表性的大型民族音乐会，如《金色回响》、《江山如此多娇》、《泱泱国风》、《国风绕梁》、《牛郎织女》、《红妆国乐》、《美丽新疆》、《西藏春天》、《行歌坐月》等。
2013年、2015年与著名导演王潮歌共同推出了大型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又见国乐》，为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在舞台艺术表演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为中国民族器乐的继承、创新、发展起到了导向性、示范性和代表性作用。
也许是因为艺术的长期滋养，也许是人生百味的磨砺熏陶，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的谦虚内敛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由内而外的优雅浸润在他每一个表情和举止里。
不过，只要一提及中国民乐这四个字，他整个人都会显得激动不已，看得出这份情结已完全与他的灵魂融为了一体。席强的艺术人生既辉煌也曲折，在言谈中记者看到了一位纯真、执着的少年，一位永不放弃的苦行僧，还有一位是怀揣艺术梦想的规划者。
“最难忘的是我少年时期学艺的经历，可以说酸甜苦辣五味俱烈。”交谈一开始，席强思绪便沉浸于那个久远而纯真的回忆中，那时的他还是兰州市十四中的一名学生，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席强就被安排到红古区河桥镇插队，与当地的农民一同生活务农。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可能只有极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所有人除了温饱几乎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丝欲望，而席强恰恰就是那极个别的特殊情况。
《印象国乐》剧照
“其实，那时我已经开始跟着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省著名弦乐演奏大师张大成开始学习演奏，那段学艺之路十分艰难也意义非凡，也是今天的年轻演奏家们无法想象的。”席强说：“插队在河桥镇，学艺在兰州城。我每次去学琴都要凌晨5点钟起床，然后还要先扒着拉煤的小火车到窑街，然后再坐火车才能到兰州。”
日复一日的艰苦没有磨灭席强心中对艺术的那份执着，相反却将其磨砺愈加坚韧和坚定。当时，任何一个生产队都不会为这种事情准假，所以每一次学艺他都是偷偷跑出来的。
那种拉煤的小火车现在只能在怀旧电影里才能看到，就是那种冒着白雾的蒸汽机车。路上还要过几个山洞，之后的车厢上根本看不出有人，因为席强的浑身以及脸庞已经完全和货箱里的装载的煤浑为一色了，要仔细分别才能发现还有一双眼睛在灵活地转动。
“耳朵、鼻子、嘴里全是苦涩的煤渣，怎么吐也感觉吐不干净。”而他每次就是这样赶到兰州来上一次课。
一直到1978年第一批恢复高考时，日复一日的扒煤车终于换来了回报，席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甘肃省艺术学校，从事板胡演奏专业。
虽然那时候都是孩子，但席强不仅是张大成老师同批学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更尤其他那份对艺术的执着和坚定信念，让老师别样看重他这个徒弟。
考学前后多年间，张大成不仅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鼓励席强多和其他老师学习，这份豁达胸襟在当时并不多见，但却为席强数十年后凭借着博采众长的积累，为中国民乐的一番精彩推陈出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份授业恩情永远默默地留在席强的心底，只要是逢年过节回到兰州，他就必须先去看望自己的恩师，叙旧谈心中一遍遍品味着师徒深情，收获着无价的心灵慰藉。他说：“张大成老师就是我们的‘第二父亲’。”
刚刚结束的《又见国乐》演出及之前的帮扶演出《甘声肃韵》和《陇上行》，张大成都应邀观看了。也许，这几场演出对于师徒二人蕴含了太多的情愫，除了对国乐昌盛的骄傲外，还包含了他为恩师、为艺术人生递交一份答卷的心愿。
“我生长在兰州，算是地地道道的兰州人，甘肃的黄河水、黄土地养育了我，我唱着秦腔演奏着甘肃民间音乐长大。”从回忆中走出的席强渐渐恢复了平静，用质朴诚恳的语言对那段时光进行了总结。
“考学前到入学后都一直在受先生张大成的教导。”1982年开始，毕业后的席强选择了在甘肃省艺术学校留校当老师。他说：“是黄土高原的热土和恩师教育了我，成长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老师的悉心教导。1985年我考上了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师从于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刘明源，也就是《喜洋洋》的作者，开启了我人生中新的一段历程。”
在中国音乐学院的4年学习里，为席强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并大幅度拓宽了他对中国音乐全面认识的专业技能知识，毕业以后便到了中央民族乐团工作至今。
“作为乐团的一名演奏员，这么多年来我感受到了很多舞台上优秀的作风，也积累了很多对当代民族音乐表演和理论的研究成果。”这段时光似乎度过得很快，期间，他当过乐队队长，也做过乐团的副团长。
“在我的音乐生涯中，尤其是舞台艺术生涯中，我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家，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和担负的文化使命。”2007年开始，席强正式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至今已有整整9个年头。
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有过多方面的思考，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通过这些理论的成型，我不断继续加深着对中国音乐未来的思索，特别是如何继承民族音乐、如何传承我们优秀的音乐作品，为此我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实践工作。”
近几年，席强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创新，探索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发展道
路，这条路可以说为中国当代文艺舞台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
“应该说，这一次次的成功也是我在实践中积累出来的，这为海内外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席强的带领下，中央民族乐团先后推出了《江山如此多娇》、《泱泱国风》、《国风绕梁》等大型民族音乐品牌，受到了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
2013年，中央民族乐团迎来了一次新的辉煌，驻团作曲家姜莹与著名导演王潮歌联手打造出了大型民族音乐《印象国乐》，演出在轰动全国的同时不断刷新着民乐受捧的历史记录。
席强说：“这是当代舞台艺术创作中，具有颠覆性的一次创举，也是姜莹依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在作曲上立足于当代音乐创作技法和观念，而全力重新打造的民族音乐原创作品。”
“不仅在文化示范代表性上起到了真正的核心引领作用，也解决了当代舞台民族音乐原创风格的问题，引领着中国民族音乐的未来和梦想。”席强激动地告诉记者：“姜莹做到了，王潮歌做到了，多元化的理念表达让我们的《印象国乐》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2015年，中央民族乐团又在王潮歌导演、姜莹作曲下，推出了《印象国乐》的姊妹篇《又见国乐》，将《二泉映月》、《十面埋伏》、《霸王卸甲》、《高山流水》、《春节序曲》等经典作品整合于一体，经过重新改编创作后，再一次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经典。
据了解，《又见国乐》自去年7月推出以来，到今年5月份已经上演了50多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成为一个地方民族音乐的文化盛会，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普通大众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席强告诉记者：“这一次来到甘肃，我是带着百位艺术家来进行文化扶贫地方院团的帮扶活动，甘肃省陇剧院推出的《甘声肃韵》和甘肃省歌舞剧院推出的《陇上行》两部剧目的上演，就是中央民族乐团对地方院团的帮扶的具体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文化扶持作用，也是落实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结对子、种文化理念的具体实现。”
“中央民族乐团作为肩负重要使命的国家级院团，下一步还要打造新创剧目《云行玄奘》(暂定名)，这也是配合党中央的‘一带一路’战略而创作的丝绸之路文化艺术风格的原创剧目。”席强表示：“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央民族乐团一定要配合中央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对外文化交流战略，创作好这部作品。”
“根据国家今后发展的态势，我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一定会成为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张文化名片。”采访的最后，席强分享了心中对中国民族音乐未来勾画出的美好蓝图：“未来的几十年以后，中国民族音乐要和西方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齐头并进，一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音乐形式，民族音乐尤其是大型民族管弦乐，一定会带着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