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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国培养了80多位指挥人才
2016-12-25 12:40:25 发表 | 来源:东方早报

 黄晓同,193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2015年8月24日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82岁

中国指挥界里,应该无人不识黄晓同。任职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37年里,他先后为中国培养了80余位指挥人才,陈燮阳、侯润宇、汤沐海、张国勇、林友声、余隆、许忠……黄晓同的学生几乎占据了当下中国中生代指挥的“第一梯队”,无论多大牌、取得多大成就,在他眼里,这些指挥名家都是他的孩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几乎所有乐团的音乐总监都由其弟子担任,“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所有的学生。”余隆说。

8月24日12点54分,中国指挥界一代宗师、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黄晓同在上海瑞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2岁。

这些指挥名家

他都手把手教过

黄晓同193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其一家兄弟姐妹六人均投身音乐事业:大哥黄晓庄作曲,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黄晓苏攻声乐,弟弟黄晓和研修音乐理论,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黄晓同则是专攻指挥。

1950年代,黄晓同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分别随富华、张巂传、邺尔三位教授学习小提琴、钢琴、作曲。1956年,黄晓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被送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当时同去的留学生还有李德伦、严良坤、曹鹏、韩中杰、郑小瑛,均读了1-3年不等的研修课程,只有黄晓同一人师从一代宗师、苏联指挥大师A.高克(Aleksandr Gauk),接受了4年歌剧和交响乐指挥本科专业系统训练。

“做音乐家最好当指挥,要么不做音乐家。”黄晓同说起与高克学习的最大优点,就是他把纯技术放在第二位。“他先告诉你,莫扎特是什么,莫扎特写这个作品的思路、背景在哪里,他和盘托出地给你解释,再加上他的理解,就不容易了。”后来,黄晓同也始终强调以抓内容和内涵为主,同时再谈技术问题,“这和西方的教学是倒过来的。”

早年学习时,黄晓同的梦想是在指挥台上指挥乐队,真刀实枪地演奏音乐,不成想因为必须服从就业分配,一生都被框在了三尺讲台之上。

1960年回国后,鉴于国内音乐教育人才缺乏,黄晓同来到上音指挥系任教,一教就是37年,直至退休。这些年里,他先后为中国培养了80余位指挥人才,几乎占据了当下中国中生代指挥的“第一梯队”。无论多大牌、取得多大成就,在他眼里,这些指挥名家都是他的孩子。

比如余隆,在他的印象里就是个“太活跃”的孩子,同时也非常聪明,非常有悟性,“他是一个复合型的指挥家。”张国勇继承了黄晓同的教学衣钵,现任上音指挥系主任,“张国勇是一位理智与头脑兼备的指挥,他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带着学生走出学校,在歌剧院和乐团排练。”两年前看到陈燮阳的排练,黄晓同说,“他还是那么帅气,英姿飒爽,和年轻的时候一样。”

每一位指挥都有自己的个性,黄晓同却有着学院派的严谨,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先掌握好音乐的基本规律。“有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感觉很重要,不按照谱子来,自己乱发挥,但过几年他们总会回归,知道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黄晓同得意地说,每一个现在大名鼎鼎的指挥,他当年都把着他的手挥过,问及指挥教学什么最重要,他说,“手势里的音乐和呼吸是可以看得见的。”

2013年9月15日,黄晓同的8位弟子——陈燮阳、杨又青、张国勇、林友声、余隆、王永吉、阿不都热合曼·阿尤甫、俄珠多吉携手上海交响乐团,特地在东方艺术中心为其举办了“耄耋桃李,黄晓同80华诞师生专场”。这是中国数代指挥家的一次大聚会,也一了了黄晓同登台指挥的心愿。

俄珠多吉是黄晓同手下走出来的第一代西藏指挥家,阿尤甫则是从上音毕业的第一位少数民族本科生,“我的指挥道路是黄先生给开的。”阿尤甫至今仍记得入学考试完他准备走,黄先生让他等一下,“他说这样的人才在新疆可能很多,可他们没机会学,没人培养,我们有义务培养这样的少数民族人才。”

当晚,学生们相继登台挥棒后,黄晓同在余隆的搀扶下,以一曲《天方夜谭》为整场欢腾的音乐会压轴,“一代宗师”的气场令全场屏息。音乐会末尾,8位学生推上蛋糕为老师唱响了生日歌。“也许他们自己会当作是考试,但我不会再给他们打分了。”上阵前,黄晓同坐在观众席听完了所有学生的演奏,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双手高举过头带头热烈鼓掌,也许正如陈燮阳所说,“没有哪位老师会对自己的学生百分百满意的。”

“他教的东西

管我们一辈子”

乐评人李严欢认为,黄先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没有真正执掌过一个乐团,“但他在舞台上的造诣,绝非如他本人的谦逊之言,而是真正一流的。”

陈燮阳是黄晓同的第一届毕业生,“没有黄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黄晓同80岁生日音乐会开始前接受早报采访时,陈燮阳回忆,黄晓同那时候一学期教一部交响曲,学生必须背谱才能上指挥台,“他教给了我最先进的总谱读法,我现在读谱快的能力也得益于那时候。”

张国勇甚至追随老师的足迹,来到莫斯科深造。他坦言,去俄罗斯读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受黄晓同的影响,因为俄罗斯给了老师太多艺术养分,崇拜老师的学生,自然要去追根寻源。在他看来,从苏联回来后的黄晓同因没机会去社会文艺院团摸爬滚打,反倒始终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一尘不染。请黄老给新生代指挥学生开讲座时,“我突然发现,他的用词、语气、说话神态就像文物一样,还是三十年前的感觉,这种东西现在已经不太看得到了。恰恰这些是他身上最珍贵的。”

1997年,张国勇从俄罗斯归国,第一场音乐会便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音乐会结束后,他意外发现恩师抱着一本总谱坐在观众席里。黄晓同说自己没机会在乐团实践这样高超的指挥技艺,就借着学生的光来学习。当时,他亦曾告诉早报记者,失去了实践的土壤,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因此,每一个学生都是他学习的榜样。

“演奏家或者歌唱家可以自己锤炼技艺,而指挥一旦脱离实践,一切都是空谈。”黄晓同回忆自己30岁时第一次指挥上交,也是为了教学需要,“当时我要教学生,需要具体的例子,但是那时候音乐学院根本没有乐队,怎么办?于是趁着自己30岁生日开一场音乐会,这么 借 来了上交,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顺带当作教学示范。”

等到他60、70、80周岁生日时,学生们想起有这么个“老传统”,同样也给黄晓同办音乐会,对此他这样说过:“我都是借生日蹭音乐会指挥。我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但是我琢磨了一辈子的这些东西,一上手,证明都是对的,都挺成功,我也格外珍惜。”

歌剧指挥家林友声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他入读上音时,黄晓同刚从牛棚回到讲台,还不到50岁的他,精力各方面都很充沛。

“没有这五年,就没有我们后面这么顺利。”2013年接受早报采访时,林友声说,黄晓同的学生都有很扎实的基础,因他本人就是一位严谨、严格、严肃的老师,非常注重基本功,“做他的学生,总结起来应该是 求学五年,终身受益 ,他教的东西是真的管用,管我们一辈子。很多东西当时在课堂上没法实践,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教,但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你会知道他教的不是眼前,老师有多深厚要日后才能体会。”

从大师兄陈燮阳到最小的师弟,很多学生一度很怕以严格著称的黄老师,但也正因此,他打造了中国指挥界的一段佳话。“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每个手法都干干净净,没有水分,没有废话。他的学生都比他有名,因为我们都出去了,而他一辈子都潜心坚守在讲台上。”林友声说。


大概十天前,张国勇有一周时间几乎每天都去陪病危的黄晓同,前天从国外回来后,他又直奔医院去了最后一趟。“他当时已经不太行了。”在他看来,黄老一生与世无争,全身心专研于音乐中,其社会知名度及其所得荣誉,与他曾经做出的贡献不成比例。当时,张国勇就有了一个想法,给黄老的弟子群发短信,请他们来探望老师,“有人从新疆,有人从国外,很多人大老远地赶了过来,陈燮阳、汤沐海、余隆、谭利华……几乎所有学生都来了。他特别庆幸。两年前他80岁的生日音乐会,很多人很忙,来的还不是特别全,这次对他是最大的一个安慰。”

80岁生日音乐会结束后,黄晓同两眼湿润地对张国勇说自己“心里暖暖的”。张国勇对早报记者表示自己的恩师“一生坎坷,不太善于表达内心真情,当时他真是很感动。我们还答应他,90岁时再帮他办一场音乐会。很遗憾,没等到那一天”。

   早报记者 廖阳 陈晨 (2015年8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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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晨

黄晓同:“琢磨了一辈子的东西证明是对的”



每个学生名指挥,当年都把着手挥过

  余隆、汤沐海、陈燮阳、张国勇、林友声、许忠……黄晓同的学生几乎占据了当下中生代指挥的“第一梯队”,而无论多大牌、取得多大成就,黄晓同说,在他眼里,这些指挥家都是他的孩子。例如余隆,黄晓同回想起余隆小时候,就是个“太活跃”的孩子,“他指挥不好莫扎特,我虽然骂他但也不约束他。就像今天,他是一个复合型的指挥家,虽然少了些心思沉在音乐里钻研,但他看到更大的格局,知道眼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的才能也是别人所不及的。”而继承了教学“衣钵”的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张国勇也让黄晓同颇感欣慰,“张国勇是一位理智与头脑兼备的指挥,他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带着学生走出学校,在歌剧院和乐团排练。”看完陈燮阳的排练,黄晓同评价说,“他还是那么帅气,英姿飒爽,和年轻的时候一样。”

  此次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前总监陈燮阳和现总监余隆都是黄晓同的学生。说起这个经过他两任学生调教的乐团,黄晓同打开了话匣子。“上交的弦乐令人印象深刻,弦乐声部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具可塑性,同时拥有柔和温暖的特质,当然他们也可以演奏得很有锋芒,但他们不讲究这个,而是考究内在的张力更胜过一时的爆发力。”同时,黄晓同也说起去年他救场指挥爱徒余隆的另一支乐团——中国爱乐的感受,“爱乐的管乐声部胜于上交,弦乐则太有个性,太显锋芒,不受拘束,有强烈的表达欲。”

  指挥各有自己的个性,但身为严谨学院派的黄晓同还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先掌握好音乐的基本规律。“有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感觉很重要,不按照谱子来,自己乱发挥,但过几年他们总会回归,知道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黄晓同得意地说,每一个现在大名鼎鼎的指挥,我当年都把着他的手挥过。问及指挥教学中什么最重要,黄晓同说,“手势里的音乐和呼吸是可以看得见的。”说着,他自顾自地对着记者挥起手来,“一拍从何处起?手的位置与额同高,这么一路往下打到腹部,你看,这样打下来你觉得有音乐吗?”“再看,我这么下来,1234,有了。”他又挥动手指,嘴里哼出音调,“你看,这样就更丰富了。”黄晓同说,“一个手势,里面包含的拍子、拍子的分量都能在手上 体现出来,乐队看你的手,就像看到谱子一样。这就是要把一个指挥扔在乐队里去磨的东西。”

  张国勇回忆说,1997年他从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第一场音乐会指挥了难度极高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音乐会结束后,他竟意外发现恩师黄晓同抱着一本总谱坐在观众席里。黄晓同说自己没有机会在乐团里真正实践这样高超的交响乐指挥技艺,借着学生的光来学习。黄晓同告诉早报记者,失去了实践的土壤,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因此,现在每一个学生都是他学习的榜样。

  看到学生不尊重艺术、不珍惜才能会伤心

  黄晓同一家兄弟姐妹六人均投身音乐事业,大哥黄晓庄作曲,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黄晓苏攻声乐,黄晓同学习指挥,弟弟黄晓和研修音乐理论,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而这样不同的分工完全是兄弟姐妹们完全自主的选择。

  选择了指挥的黄晓同,刚开始并未表现出太过抢眼的天分,连在学校管弦乐队的职务也是毫不显眼的定音鼓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单凭耳朵硬生生地背下了佐尔坦·科达伊的双人舞交响乐总谱,震惊全校。上世纪60年代,黄晓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送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当时同去学习的指挥系留学生还有李德伦、严良坤、曹鹏、韩中杰和郑小瑛,均读了1-3年不等的研修课程,只有黄晓同一人,师从一代宗师、苏联指挥大师A.高克(Aleksandr Gauk,1893-1963),接受了4年的歌剧和交响乐指挥本科专业系统训练。

  早年学习的时候,黄晓同的音乐梦想亦是在一方指挥台上指挥乐队真刀实枪地演奏音乐,却不成想因为当时必须服从的就业分配,他的一生都被框在了三尺讲台之上。

  “演奏家或者歌唱家可以自己锤炼技艺,而指挥一旦脱离实践,一切都是空谈。”黄晓同回忆自己30岁时第一次指挥上交,也是为了教学需要,“当时我要教学生,需要具体的例子,但是那时候音乐学院根本没有乐队,怎么办?于是趁着自己30岁生日开一场音乐会,这么‘借’来了上交,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顺带当作教学示范。”之后60、70、80周岁生日的时候,学生们想起有这么个“老传统”,就给黄晓同办音乐会。“我都是借生日蹭音乐会指挥,我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但是我琢磨了一辈子的这些东西,一上手,证明都是对的,都挺成功,我也格外珍惜。”

  黄晓同说,他的一生是完全按照儒家的说法走出的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直到而今正入耄耋之年,回顾音乐人生,充满坎坷,也渐入豁达之境。30多岁时确定了在指挥的路上一路走到黑;40岁之前在困惑“四人帮”和中国文艺创作的走向;50岁时自己的学生陆陆续续成器,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感到欣慰;60岁眼看着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古典音乐事业繁荣中带着浮躁,开始对一部分学生的选择感到愤怒、不能理解,但后来也渐渐看开了。“报纸上说我说过‘最喜欢谁’,那都是随便说的,我的学生我都喜欢。有时候看着他们面对诱惑,不尊重艺术、不珍惜自己的才能,我也会伤心,但是我现在也不说了。”黄晓同说。

  采访中,黄晓同常听不清记者的问题而反复询问,而到了排练现场黄晓同的耳朵却不会放过乐队的任何一个瑕疵。“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年纪大了,耳背,经常别人跟我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但如果是音乐,一个音符都跑不掉。”黄晓同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