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沛)对鲍勃·迪伦而言，一生就似一场旅程，只有不断地出发才能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他当时毅然离家出走前往纽约，或是现在满脸沧桑地带着皱纹和回忆来到中国。

迪伦的大半生，追逐时代，审视时代，推动时代而终被时代所追赶，以至于我们常常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或是把他的一张张呈现在人前的脸孔分门别类，这种方式虽然是他所拒绝的，但这也许更方便我们理解他。

迪伦用摇滚武装自己，并始终保持着对时代主流的警惕之心

第1张面孔 曾经青涩的民谣歌手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一半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另一半是因为这个新名字实在好听又好记。

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整天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并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太简单，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从扒流行民歌组合金斯顿三重唱（Kingston Trio）开始，到疯狂地模仿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时间沉淀，鲍勃-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鲍勃·迪伦第一次以自己的这个“艺名”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酒吧登台献艺，用口琴和吉他模仿伍迪·格斯里。他可爱的“伍迪模仿秀”吸引了不少陌生人的注意，于是他成了这个民谣工坊里的一个被人看好的新学徒。

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一个更为英俊的伍迪-格斯里。

一年后，迪伦跟随自己的制作人改签哥伦比亚公司，随后的两年间他推出了收录在《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放任自流》《时代变了》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三张专辑中，并且两次在全美最大规模的民谣音乐节新港音乐节上表演。当时，小马丁-路德-金刚刚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随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在迷茫动荡的1963年，彼得·保罗和玛丽合唱团唱红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迪伦在歌词里提到了九个问题，关于情感、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走向，而他们的答案，也许时至今日仍在风中飘。专辑《时代变了》升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宣言，专辑封面上迪伦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除了《答案在风中飘荡》之外，《大雨降至》以及《时代变了》《战争的主人》都是发人深省的抗议民谣歌曲。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迪伦曾说自己对于世界的着眼点往往偏重个人情感，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第2张面孔 不断改变的摇滚斗士

鲍勃·迪伦迄今为止的生涯都是在“被贴标签”和“撕标签”中进行，用“斗士”一词来形容他也不为过。不仅因为他歌词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终的摇滚精神，还在于他反复地否定自己，别人捉摸不透的同时却能感受到他的坚定。迪伦的转变和顽固在一段时期被很多人曲解，歌迷也屡次指责他“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自己”，但他认为：“只要能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在乎被标签，或者媒体怎么看，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面对人们演出。”

迪伦对时代的主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警惕心。他说，“我只是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它就像窗外那坚固的冰霜，你不得不穿着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无论是出席格莱美或是参加义卖唱片《天下一家》时，迪伦几乎总是以一些孤僻、不合群的行为让他在活动组织者眼中成为大煞风景的人。

虽然当年他用民谣精神引领抗议活动，但迪伦始终意不在政治。熟悉他的民谣歌手Dave Van Ronk回忆说：“鲍勃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人。”当迪伦被紧急国民委员会授奖时，他发言公开表示拒绝，称自己只是一个独立诗人而已，不想做任何人的代言人。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Pete Seeger甚至愤怒得差点要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

此后的两年，迪伦开始沾染药品，而他的词作也越来越晦涩难懂。他在1966年的专辑《美女如云》，通篇渲染着让当时的美国人感到费解迷幻的色彩。同时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巡演，每日在兴奋剂和药品的支撑下24小时地工作，像是一台插了电的机器。而他身边的人都看得出，这台机器不久就要彻底地损坏了。他的每一场演出总是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原声民谣，大家相安无事，下半场电声摇滚，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1966年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1967年的《约翰卫斯理哈丁》专辑突然之间回归了温暖抒情的乡村民谣，而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与“垮掉一代”作家艾伦·金斯堡吟诗作对

第3张面孔 天生的游吟诗人

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而诗意的歌词则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他的歌词完全能够脱离曲调而被当做诗作来阅读，而他的文学成就也完全可以在他的传记里独立成章。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1996年，在艾伦·金斯堡的大力举荐下，迪伦被诺贝尔奖提名。自那之后，迪伦又数次被提名，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迪伦最终也没得诺贝尔奖，不过却在2008年的第92届普利策文学奖上获得特别荣誉奖，得奖评语为“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

除了文学之外，迪伦在绘画方面的才华也为人所称道。2007年，迪伦在德国的开姆尼茨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从1989年到1992年间迪伦在全球举办“永不停止的巡演”时用画笔记录下的所见所闻。巡演期间，他用素描、炭笔画的方式记录了冷寂的自然风景、旅馆的房间和萧瑟大街上的人，起名“憔悴的空白系列”。

策展人克斯廷·德雷克塞尔说：“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上还稍欠火候，但如同唱歌一样，迪伦在绘画创作上，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而德国评论家们更是不吝惜溢美之词：“即使鲍勃从未唱过一句，写过一行，正在展出的这些绘画也值得一看。

在众人面前大谈红颜琼·贝兹过往种种

第4张面孔 终究孤独的万人迷

从女性角度来看，迪伦年轻时的形象是“万人迷”的典型代表。卷发，深情双眼，才子内核……事实上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如上世纪60年代其他摇滚歌手那么复杂混乱，每一段都有可以追究的故事感。

迪伦的第二张唱片封面上的女孩是他的初恋女友苏西·罗图洛，他们在一个雨后的街头相拥而行，比起照片上甜蜜的女孩来说，迪伦似乎还要更羞涩一些。当时的迪伦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明星，倒是苏西的人脉更广一些，时髦美丽的她帮助迪伦进入了更广的文艺社交界，迪伦在回忆录中也毫不吝啬对她的美誉：“极其美艳，极其活泼，笑容可以照亮一整条街道，像是罗丹雕塑活了过来。”虽然两人很快分手，但苏西是被认为对迪伦影响仅次于琼-贝兹的一个。

而当时的民谣歌后琼·贝兹则是迪伦最重要的一级阶梯。1961年，贝兹已经家喻户晓，还登上过《时代》的封面，她喜欢上了迪伦创作的《Song to Woody》，还在几次大型的公开演唱中都带上了迪伦。

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们一同歌唱，一同反战，形影不离。“声音极其极其美好，可以把一切坏思想驱逐出人的灵魂。有着和我一样的孤独感，她像一个寄居在远方的埃及艳后，不可亲近。她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民谣皇后”。迪伦这样形容贝兹。迪伦成名之后，两人的感情日益变淡。伤心的贝兹写了一首《Diamonds and Rust》送给迪伦：“我们都明白回忆带给我们什么，它带给我们钻石和铁锈，你向来擅长玩暧昧的文字游戏。是的，亲爱的，我爱你。如果你给我钻石和铁锈，我早已为之付出过了。”这首歌的歌词让迪伦为之感动，可惜好景不长，迪伦很快邂逅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萨拉。

迪伦和萨拉的婚姻从1965年一直维系到了1977年，萨拉陪他走过了车祸和之后的复原，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 1976年，两人的婚姻濒临破裂，他的唱片《Desire》中有一首歌叫《Sara》，缠绵浪漫，每一句都是对妻子的依恋和挽留。1977年，他们还是离了婚。后来马丁-西科塞斯的记录片中，迪伦在谈及和萨拉（Sara）的婚姻时，忍不住老泪纵横，可惜后来被马丁剪掉了。

此后，他又和一位叫卡罗·丹尼斯的伴唱者有过六年的婚姻，还生了一个女儿。两次婚姻的失败给迪伦带来的伤害让他渐渐养成一些怪癖：他只愿意住在汽车旅馆里，喜欢狗儿们围着他转，窗户要大开，不使用空调。在他的孩子眼中，他也是个“疯狂、自闭、孤独的只关心自己的音乐的人”。

或许只有无休无止的巡演是让迪伦觉得更舒服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已经是个七旬老人，还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人说，迪伦已经在26岁之前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人生，后来他就和时代脱节，感到尴尬无事可做，但他从未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不停地上路，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