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位网友收藏了我写的《“西部歌王”王洛宾魂萦香山》博文，这是我2007年写的一篇短文。当时的写作原则是人物简介不超过千字，北京代表人物启功、老舍、侯宝林、王选、田雄、遇罗克等十位，则用万言。
要说人这一生呀，有时你真不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王洛宾就是如此。在漂泊流离的八十多年中，王洛宾始终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文化人。他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已经被卫星送到了地球外的星空，寻找外星人。
这样的北京人，不值得传颂吗？所以我去年另写万言文字《铮铮铁骨北京文化人王洛宾》收入我的《百年北京城》一书中，作为《建国门地区》代表人物，笔者曾在建国门地区居住48年。
反之，在介绍“北京名人郭沫若故居”时，只有500多字是郭沫若简介，还特别写了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卑劣表现。
当年，王洛宾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认为是“共党嫌犯”遭逮捕，蹲了三年大牢，险些丧命。1943年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意外知道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重用了他6年，使王洛宾走进了大草原，创作了那么多优秀的歌曲，成就了“王洛宾”的英名。可同样是这个马步芳，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巨大灾难，共产党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蹲了15年大牢，受尽了折磨。
王洛宾在晚年日记中写道，“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我蹲国民党的牢；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我蹲共产党的牢。其实我什么党派也不是，我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流浪的音乐人。正如一句维吾尔族谚语所说，‘福和祸是同胞兄弟’，一件事情发展到极端，幽默就产生了。我作为‘艺术家’，被马步芳奉为上宾‘封官加爵’，还是这个‘艺术家’，又被作为历史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从来没有变，我只是崇尚音乐和自由。而我得到了音乐，却得不到自由。天堂的大餐我吃过了，地狱的份饭我也尝过了，我还是那个我。他们一会儿让我穿军装，一会儿让我穿囚服，我还是那个我，我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好比照相，摄影师把镜头朝左移动，你就到右了。往右移，你就到左了。可你还是坐在那里，并没有动呀！……”
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是中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他1938年在兰州改编了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在大西北生活了近六十年（其间曾先后三次入狱达十八年之久），将传奇般的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他的足迹遍布大西北，先后收集整理、改编翻译了十几个民族的700多首民歌，并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西部特色的优秀民歌，先后出版了8部歌曲集，使中国的西部民歌不仅流传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都达尔和玛利亚》、《青春舞曲》等歌曲，至今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广为传唱。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被选录入《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还被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 .罗伯逊，卡雷拉斯等人作为保留曲目唱遍全世界，被享誊全球的巴黎音乐学院编入音乐教材，并于1992年10月荣获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
王洛宾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虽然在北京前后三次生活25年，他一直说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
北京东城的牛角湾艺华胡同离古观象台不远。20号是一个古色古香四合院，院子当中有一棵大树，靠北有三间房，靠东有三间房。l913年12月28日，北房内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男孩降生了。他在家里排行老四，父亲王德祯为他取名为王荣庭，字洛宾。母亲王氏生育三子三女，其子女现在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北、云南、黑龙江、新疆等地。
王洛宾的曾祖父是浙江人，以卖茶叶蛋为生，后流落到北京。爷爷王绍先是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家，在京城画梁雕栋，颇有名气，还非常喜欢音乐。清朝末年曾在北京正阳门楼上画过油漆花卉。他早年开过照相馆。他的另一份工作是遗像绘画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很多时候是在死者家属的悲声号啕中，一笔一笔认真地为死者画像。王绍先是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记录者，他常说：“只有真正懂得悲哀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句话后来成了王家的家训。
父亲王德桢（字洵甫）在家庭的影响下，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会拉二胡，喜欢唱京剧、昆剧，还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闲来无事，他喜欢在他家小四合院里的大槐树下自拉胡琴吟唱西皮二黄倒板。在以京戏为国粹的老北京，大街小巷，华府陋屋，皆闻散板流水回龙之声，这样的普通京戏迷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奇。如果说王洛宾与音乐结缘曾经受父亲的熏陶，也仅止于此。王洛宾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就将孩子们组成一个家庭小乐队，常在一起演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曲目。
王德祯于无意之中把王洛宾引领进宗教音乐中。王德祯年过半百之后，在美国人开办的一座基督教堂任职，做事时喜欢带着幼年的王洛宾，这使王洛宾很小就接触到了教堂音乐。从唱诗班飘出的那旋律优美、意境高雅的赞美诗，深深地感染了幼年王洛宾，撞击着他的灵魂。
不久，王德祯凭借在教会练就的抄写英文的本事，进入政府部门做了一名小职员，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宁静和睦。王洛宾的母亲自幼喜爱天上的云彩，家里窗户上贴的窗花，都是她亲手剪的各式各样的云，很美，充满了对远方朦胧的憧憬。王洛宾记得，他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母亲教给他的：“谁跟我玩，打火镰，火镰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鸡蛋磕磕”。每当说到“磕磕”时，母亲便用自己的头轻轻碰几下王洛宾的头，这是他对母亲最温暖的记忆。
少年时，母亲告诉王洛宾说，他们王家的人历来有东奔西走不安分的习惯，他的父亲王德祯曾到三百多里外的保定做事，而王洛宾的大哥跑得更远，竟然到了三千多里外的朝鲜釜山谋生。
“以后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母亲笑笑说。没想到母亲竟然一语成谶。
由于王德祯的开明，王家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不论男女都要被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1919年9月，王德桢不到6岁，入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学学习，校长是张安国，六年级班主任是程振山。1927年7月，王德桢从象鼻子中坑小学毕业，中间因病休学二年。
这是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从清光绪20年（1894年）在蒙八旗都督府35间房里成立的蒙八旗“左翼镶白旗学堂”开始，到1990年曾第13次更名，最后叫“东城区春雨胡同小学”，2009年学校被拆掉。如：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北京象鼻子中坑实验小学校、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北平第四公立小学、北平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等。1946年称东一区第一公立小学，1950年始称东城区象鼻子中坑小学，笔者曾在这所百年老校读书六年。
下面是1921年初夏王荣庭和父亲王德桢及大哥王献庭在一起的照片。
致歉
王德桢小时候身体多病，大夫便对王德祯说：“你这儿子是缺乏锻炼，潞河中学有体育课，送他到那里去念书，准会有个好身体。”
1927年夏季，父亲王德桢把从小多病的王荣庭送入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读书。在美国教会办的潞河中学里，王荣庭成为一名“音乐信徒”。他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天生的好嗓子，不久，就被选入学校唱诗班。除了教歌、唱歌，还为前来做礼拜的人伴唱。黑色的十字架在基督教徒的脖颈下闪闪发光，他们一个个面孔虔诚、威严；修女们头蒙面纱，身穿黑色长袍，更是显得异常神秘。开始，这样的氛围使王荣庭有些紧张，时间一长习惯了，他就觉得这一切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好玩。每逢他参加伴唱，就努力模仿大人们的神态，挺胸张嘴，装出成年人的样子，但王洛宾很少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牧师非常喜欢王荣庭的音色，有一段时间，唱诗班缺乏伴唱女高音，就让王洛宾以童音代替。王洛宾把嗓子压得尖尖细细的，居然唱出了很出色的女高音效果。这常常使王荣庭忍俊不禁。
值得一提的是，王荣庭一生都没有到教堂参加过礼拜，这在基督教徒中是绝无仅有的。纵观王洛宾的一生，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大约一直停滞于唱诗班奇妙的歌声中。王洛宾真正喜欢的，是基督教音乐中那种让他一生向往的美妙旋律。
1928年6月，在东城禄米仓陆军被服厂当职员的父亲因病去世。
1928年暑假，王荣庭到哈尔滨的姐姐家报丧，就留在哈尔滨生活。在哈尔滨中东铁路线上横道河子车站做列车连接工（摆小旗的）时，结识了塞克、金剑啸、沙蒙等艺友，跟塞克学弹“七弦琴”奇达尔（即“吉它”，此乐器名老俄式七弦琴最早由塞克中译文）唱歌、作曲，塞克是他走进艺术殿堂的向导与启蒙。
这时王荣庭受到居住在黑龙江的俄侨音乐家戈里德施京、特拉赫腾贝尔格、格尔施戈林娜作品的熏陶。
1928年秋天，塞克十分欣赏王荣庭对音乐的执着、感悟与灵性。邀请王荣庭为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北归》谱写主题歌和插曲“北归”、“离别情意”。
1928年底，王荣庭为塞克的诗集《紫色的歌》第一首词“在海的那边”谱曲，这首歌当时在哈尔滨妇孺皆知，流传甚广。与此同时，王荣庭还和塞克共同创作了“西巴扎尔夜歌”。1986年，塞克在病床上与来探视他的王洛宾同唱这首歌，含泪回忆起那段美好的岁月年华和难忘金曲。
1930年，王荣庭报考了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西洋音乐。他遇到人生的伯乐：声乐老师霍洛瓦特夫人。她是被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姑姑，十月革命后随丈夫流亡到中国。她六十多岁了，牙齿差不多掉光，为保持发声的完整规范，唱到高音处常要用手抵着假牙。她让王荣庭对艺术有了某种更深的认识，权势财富均可一夜倾覆，而艺术却是永恒的。霍洛瓦特夫人看中王洛宾的天赋才华，对他悉心辅导。她说师范学校培养的是音乐教师，但你是要成为一个音乐家的，极力鼓动他去自己的母校巴黎音乐学院求学。
1931年9月，王荣庭被保送北平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他的钢琴教师是德国人谷不克，声乐教师是沙俄贵族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作曲教师是从巴黎留学归国的汪德昭。这几位教师经常说，要想成为出色的音乐家，毕业后必须到西方深造。王荣庭从他们那里受到正统的音乐教育，这为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卖国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十分激愤。在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的领导下，王荣庭参加了北师大、北大学生一·二九南下示威请愿团。当时，由于车站军警奉命不准学生登车，同学们在丰台、前门车站卧轨斗争，中断了平汉铁路三天后，终于迫使南京政府答应学生南下，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各地学生络绎不绝涌入南京，爆发了全国抗日民主新高潮。
1931年10月20日，王荣庭在送给黄建照片上题写了：“许多姑娘都在鼓掌欢迎你，她们等候在乐坛下。建弟，你听，琴声已经响了，张开的喉咙，走上去吧。”这时王荣庭开始偶尔使用王洛宾这个名子。
1932年11月27日下午2时，王荣庭和北师大2000多名师生在师大露天广场亲耳聆听了鲁迅先生的著名演讲《再论“第三种人”》。王洛宾在这个时期较多的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
1934年4月20日，因母亲病故，家庭生活困难，王荣庭未能读完大学，肄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提前参加了工作。
1934年5月受聘于北平五三中学及华北中学任音乐教员，五三中学的校长是鲁宗尧。
1935年5月，日寇进一步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以大军压境，威胁天津，国民党当局一再退让。12月9日，北京高校和中学学生，冲破军警包围，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高唱革命歌曲，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与北京高校在太和殿组织的学生反日斗争歌咏活动。很多年以后，王荣庭在看电影《青春之歌》时，仍然感慨良久，因为影片中许多场面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1936年夏天，王荣庭受聘于西直门外的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北平京绥铁路扶轮第二小学担任音乐教员，受学校校长高尚之的委托，为学生创作了《詹天佑之歌》。东北大学临时驻地附近的西直门外的扶轮中学离游泳场不远，酷爱游泳的王荣庭经常和东大的学生游泳，每天在老北京西直门外原慈禧太后放船的船坞白石桥边集体听读《八月的乡村》。
王荣庭听了流亡作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后，深受感动，便将书中安娜护士的诗“我要恋爱，也要祖国自由”谱写成歌曲，《奴隶之爱》，成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谱写插曲第一人。著名作家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加之又是鲁迅亲为作序更是闪闪发光。然而，几乎所有的读者在读这部作品时，似乎忽视了小说中的一个艺术形象：在这部小说中嵌有一首音乐插曲。
毕业后，王荣庭他一直在为去巴黎圆梦积攒学费。1937年，就在手续已经办下来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1936年7月，王荣庭在北京幼稚师范为北京市城区大、中学校进步学生辅导、教唱《国际歌》、《民先队歌》等进步歌曲，为推动北京学生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不甘于做日本人奴隶的王荣庭，抱着音乐救国的思想，装作奔丧人，冲破日本人层层关卡的盘查，南下投入到抵抗日本入侵的洪流中去。
1938年10月，王荣庭到达河南开封，与在北京大学生合唱团联欢时结识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杜明远结婚，经杜明远父亲杜继增（共产党员）介绍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介绍到驻山西临汾刘村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学员队。两人双双奔向抗日前线。
为旅途方便，王荣庭改名王洛宾，杜明远改名洛珊，以兄妹相称。这时，王洛宾认为沦为奴隶的民族，被努力命运压迫着的头颅的人，除了对自由的向往，别无选择的出路。
1938年5月，王洛宾和洛珊由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介绍到驻山西洪洞先万安镇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王洛宾和神交已久的萧军相逢了，同时相逢的还有作家萧红、欧阳山尊、刘白羽以及贺绿汀、聂绀弩、周巍峙、端木蕻良、丁玲的爱人陈明等人。西北战地服务团共有200多人，是一个集创作、表演、音乐、美术诸类艺术实力雄厚的“特种部队”，王洛宾成了拥有几十名演奏员的乐队指挥。那令人痛心疾首的逃亡之路结束之时，一条充满希望之路就铺在脚下，报仇雪耻的愤怒，精忠报国的抗日决心，由此喷发，在此期间，由塞克作词，王洛宾作曲，创作了《洗衣歌》、《风陵渡的歌声》、《老乡、上战场》等一批抗战歌曲，传遍了华北抗日前线。
1938年3月，王洛宾随西战团来到西安，又在城市演出了一个多月，当时编有《战地歌声》，有王洛宾的30多首歌曲。
1938年4月，新疆督办要职的盛世才，迫于国内形势，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奉奉盛世才的邀请，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和王洛宾夫妇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新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在西行途经宁夏六盘山和尚铺时，在马车店女老板“五朵梅”口中，记录整理了甘肃民歌“花儿”“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走里么走里者走远了，离家了，眼里的眼泪流满了;锅盔的褡裢者轻下了，吃没了，心里的惆怅者重了。”多么醉人的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那委婉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透人心。王洛宾此时大悟：“最美的音乐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从此，放弃了到巴黎进修深造的念头，这是王洛宾音乐观的重要转折。
1938年4月28日，王洛宾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及话剧演员罗珊到达兰州之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伍修权告知他们，由于盛世才公开投靠蒋介石，撕下了伪装进步的面具，新疆暂时不去了。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萧军和朱星南决定返回陕北，而王洛宾夫妻和塞克去了河南。
1937年10月，到达开封，与在校结识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杜明远结婚，经杜明远父亲(地下共产党员)介绍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山西临汾刘村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他们是在路上搭乘贺龙的车到达刘村的。
在演出中又遇到了恩师塞克，在塞克的介绍下，到万安镇参加了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晋南一带作动员民众的抗日宣传演出。
1937年冬，在八路军总部万安镇亲耳聆听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的形势报告，会见了在战地服务团采访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受团领导的指示，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作曲一首。
1938年3月，转移到西安，又在城市演出一个多月，当时编辑出版的《战地歌声》上有王洛宾创作的抗战歌曲30多首。
1938年4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修权介绍，同塞克、萧军、朱星南、罗珊等5人去兰州，王洛宾与罗珊及小说家马烽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在陇南一带演出，后又到陇西和青海演出，年底解散，共计7个月。
1938年夏，朱星南是搞舞台艺术的，与塞克一起组织了血花剧团。此时，王洛宾为血花剧团谱写了团歌“血花曲”。萧军到兰州不久就返回西安。
1938年，一行人转往大西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途经六盘山，天降暴雨，只好停在小旅店里歇息。老板娘人称“五朵梅”，年轻时是这一带有名的山歌手，王洛宾听说后就请她给大家唱歌。雨过天晴，“五朵梅”站在半山腰爽朗朗唱了一曲当地的“花儿”：走哩走哩越远了，眼泪花儿漂满了眼眶。王洛宾当场就被震住了。这是支凄凉的走西口民歌，朴实而又委婉，经“五朵梅”沧桑深沉的嗓子一演绎，更具难以言喻的魅力。诗人塞克撞撞他的肩膀：“去什么巴黎啊？你听听这个，别走了！”王洛宾好似醍醐灌顶：大西北有如此美妙的歌谣，他要去寻找它们的源头。
1938年秋季，放弃到法国留学投身全民族抗日洪流的北平热血音乐青年王洛宾参加抗战剧团辗转来到青海演出，观看演出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上台祝贺，会见演员。走到王洛宾面前时，马步芳对王洛宾大加赞赏。开始马步芳以为王洛宾是回族，知道不是后问王洛宾为什么演出时戴着回民的白色小帽，王洛宾说是为了入乡随俗，并要摘去小帽。马步芳说，不要取，戴着，我就喜欢你这一身回民打扮。马步芳还希望王洛宾留在青海，王洛宾以不能离开剧团为由推辞了。临离开青海时，青海教育厅长专门来找到王洛宾，带来了马主席的话：随时欢迎王洛宾来青海工作。
马步芳，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国共内战被解放军击败后，由新疆前往印度。1950年，移居埃及，曾任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王洛宾开始每到一处，就注意收集各地的民歌，融入自己的创造。联欢会上维族小伙哼了一首歌，他独具慧眼，从磕磕绊绊翻译的“达坂城”、“辫子”、“老婆”、“漂亮”等几个零星词汇中，改编出了脍炙人口的《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原是喀什古老的舞曲，被他重新填词，改成慢板的抒情曲，而《哪里来的骆驼队》的曲调改编自以前丝路中途妓院流行的歌。时任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偶然听过王洛宾唱歌，很赏识他的才华。1939年西北抗战剧团解散后，王洛宾便和妻子去了青海。
1939年，导演郑君里来青海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王洛宾应邀协助摄制组工作。他们驻扎在青海湖金银滩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子里，同曲乎三女儿卓玛是当地最美的姑娘，她被选中出演牧羊女，王洛宾也穿上藏袍扮演和她一起赶羊的帮工。赶羊时他不留神在卓玛骑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受惊了，卓玛回头盯了他一眼，好像是很生气又好像很高兴。大家继续前行，卓玛却悄悄溜到王洛宾身后，甩起鞭子在他背上轻轻地抽了一鞭，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几天后，摄制组拍完要告别了，大家都依依不舍，送别的时刻，王洛宾心头一紧，一首情歌从心底浮出。《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改编自哈萨克民歌的曲目，生动流畅，极具浪漫气息，遥远的地方伫立着一位好姑娘……
王洛宾到了大西北广阔的天地，如鱼得水般自在，他常常骑着马，跟牧民外出采风。杜明远是大小姐出身，西宁城的生活对她来说太枯燥了，这里甚至没有电灯！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王洛宾1939年改编了《青春舞曲》：“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会来”，少有的略带忧郁的调子，这或许与他其时的心境有关。
杜明远在青海呆了一年，独自回了兰州。1941年，王洛宾去兰州，两人登报离婚。
回青海的路上，王洛宾被人用枪顶住了后背，以共党嫌疑犯的身份被抓进兰州的沙沟监狱。原来杜明远的情人徐则林，是一个军统特务，他告密陷害了王洛宾。王洛宾虽与萧军、塞克走得很近，宣传抗日，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他被关进了特殊待遇的“小号”，宽1.5米长1.5米，想伸直腿的时候只能站着。狱中三年，王洛宾养成了一个终身习惯：睡觉从此只能蜷缩着，无法伸直腿。
在监狱里，王洛宾将牙膏皮卷起来做笔，写了第一首囚歌《炊烟》，草原上黄昏的炊烟是自由的。放风的时候，乐观开朗的他就给难友们唱歌，甚至跳新疆舞。一个八个月大时就被带进监狱的小姑娘，一天神奇地把手伸到他面前：“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原来是监狱看守给她的一颗蚕豆。王洛宾的眼睛湿润了，他用牙膏皮为小女孩写了一首《蚕豆谣》。
从1941年被关押开始，王洛宾一共创作了包括《我爱我的牢房》、《云曲》、《炊烟》、《蚕豆谣》等三十多首囚歌。在他被囚期间，经常将这些歌曲唱给一同被关押的狱友，鼓励大家坚强的活下去。一开始监狱看管不允许王洛宾唱歌，一唱歌就要挨打，然而慢慢有一些犯人，因为监狱恶劣的环境和看不到被释放的希望，开始精神崩溃甚至死去。监狱长说，还是让王洛宾那个疯子唱吧，他认为王洛宾的歌能够缓解犯人们对生活的绝望。
1943年，牢里关进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人，王洛宾看出他特别在意钱，就对他说，你帮我做一件事，等我出去了就把你带到青海去，给你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而王洛宾托他办的事，就是将一封信送到青海驻兰州的办事处，并转交给马步芳。
直到此时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才知道，神秘失踪的王洛宾一直被关押在兰州沙沟监狱，马步芳对这个已经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作品的作曲家颇为欣赏，拍着桌子大骂，王洛宾是我的人，什么分子也该由我来处置。他亲自打电话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让他放了王洛宾，谷正伦说王洛宾是共产党要犯，军统抓的人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马步芳在不停的保他，又花银子又写保书，最后是写了保书把他保出来的，一个青海省的主席能为一个一般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汉族的一个音乐老师，花这么大的气力，图的什么呢？也就说马步芳特别爱才，他就认准王洛宾是个人才，所以他保他。
1944年5月被关押了三年多的王洛宾，由马步芳保释出狱，此时的兰州王洛宾已经待不下去了，而故乡北平也已被日本人占领，他身体虚弱，身无分文，只穿着一件旧长衫，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去哪儿。这时马步芳派来的一辆汽车把他拉到了西宁。
马步芳设宴为王洛宾压惊，席间王洛宾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震惊了全场人。马步芳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唱一个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教官给我们青海省争来的荣光！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们青海省有一个王洛宾王教官！”王洛宾对马步芳的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决定留在青海工作，然而这一留，从此给自己烙下了一个马步芳印记。
由于马步芳曾与中共的西路军作战多年，所以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王洛宾都因与马步芳的关系而备受牵连。
后来有人指责他为什么要投到一个刽子手的门下，王洛宾讲了个故事：有个人不幸落水，岸上伸来一只援救的手，求生的本能让落水者拖住这只手攀援而上，得以活命。后来有人告诉他，救你的是个强盗，你不应该跟他走。落水者说，那么，我只好淹死了。这个被救者就是我。王洛宾被提携为国民党第四十集团军军官训练团音乐教官，后来又担任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上校文化高参。这身国民党军服，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无数的磨折与艰辛。
因为抗战宣传做的好，青海子弟参加抗战的热情很高，国民党当局曾要求马步芳派一支骑兵师到中原参加抗战，这支部队被称为青海抗日远征军，并请王洛宾给他们写一首歌作为军歌，马步芳为它起名叫做《战马歌》。在一次作战中，马部一个骑兵连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围困在了黄河边上，两百多名士兵马死弹尽，无力突围，最终高唱《战马歌》，集体投入黄河，壮烈殉国。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首抗日战争中的马家军军歌，现在已经无人会唱了。
一天，马步芳从南京开完国大会议回到西宁，刚刚回来就找到王洛宾。对他说，“王教官，现在外面做事都得有个组织，你加入国民党吧。”
王洛宾犹豫了一会就说，“哎呀，马主席啊，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王洛宾心想，“国民党平白无故关了我三年，我还入他们嘛，我屁股都被国民党打烂了，我不入。”
马步芳再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王洛宾越想越觉得不安，马步芳是青海省政府主席，他要让自己加入国民党，自己却当面拒绝了他，看来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他准备离开此地，回自己的故乡北平去。
就在王洛宾犹豫的时候，有人敲门了，开门一看，马步芳的副官来了，送给他一件皮夹克，皮子的是苏联制的，是马步芳开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买的，特意送给王洛宾。王洛宾拿着这皮衣以后，心里又踏实了，这是马步芳安慰自己，就是你也不要生气，不入就不入吧国民党。
1945年，王洛宾和17岁的女护士黄玉兰结婚了。婚前从未见过面，但两人婚后感情很好。王洛宾后来向妻子坦白，当初他抱着“对生活的报复”的想法。
1945年秋季西宁的庆祝抗战胜利社火比赛。就在青海各地驻军根据马步芳的命令紧锣密鼓筹备社火时，马步芳决定司令部自己也搞一个社火队，让王洛宾组织节目排练。在王洛宾为节目内容的选定煞费苦心的时候，马步芳找到王洛宾，将自己家乡青海河州老家的一个歌子唱给王洛宾听，他还自己现编了歌词。因为离开老家时间太长，马步芳已经记不得原来的歌词。曲调是流传在青海海东一带的“花儿”。
王洛宾对这个曲子并不陌生，走遍青海各地采风时，他搜集过不少海东的“花儿”。他决定马步芳的歌词基本可用，就连夜对词曲修改润色，将一首民间小调修改成一首欢快的爱情歌曲，手法简练，旋律优美，节奏欢快。
不久，社火比赛在西宁校场举行，军队阅兵进场后席地而坐，部队后面围满了老百姓，抗战胜利，压在人民心头8年的乌云总算散去，整个西宁洋溢在一片节日气氛中。大秧歌、狮子舞、跑旱船、舞龙灯……最后才是一直高度保密的马主席的节目：《四季歌舞》。
只见八名年轻士兵反串扮演的纯情少女和8名马家军英俊壮汉扮演的光棍上场了。壮汉们黑衣黑裤大步扭着秧歌，边扭边唱，身边是花衣花裤头披彩巾踩着碎步的少女，他们唱的便是如今国人耳熟能详、被视为中国西部民歌代表作的《四季调——花儿与少年》，当时在青海被俗称《八大光棍》。
春季里那么到了这水仙花儿开，绣呀阁里的女儿呀，踩呀踩青来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搀我一把来。
夏季里么到了这女儿心上焦，石呀榴花的子儿呀，赛呀赛过了玛瑙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亲手摘一颗。
秋季里那么到了这，丹桂花儿开，女儿家的心呀上，起呀起了波浪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扯不断情私长。
冬季里么到了这雪花满天飞，女儿家的心呀上赛呀赛过了白雪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认清了你在来。
这首歌立即在西宁流传开来并传到了全国。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抗西北的共产党军队，任命马步芳为西北行政长官，手握西北五省军权。马步芳随即也将王洛宾调任长官公署政工处的上校文化高参，让他和自己一起去了兰州，专管唱歌演戏，迎来送往的事宜。
1949年7月的一天，马步芳叫人把王洛宾叫到自己的官邸。他说：“洛宾——”王洛宾一听今天的称呼和往日不同，往日都是叫“王教官”，今天怎么是这么亲切的“洛宾”？王洛宾赶紧警觉起来注意听。
“洛宾，兰州马上就要打仗了，你回西宁去吧，你是个文化人，这里不需要你了。”
王洛宾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谢谢长官！”
王洛宾后来在监狱里想，这是马步芳放自己一条生路。打仗是要流血的，枪籽儿是不长眼睛的，后来的兰州战役打得极其残酷，很多国民党军战死，还有很多最后没办法，被逼着跳进黄河，卷入滚滚洪水。所以即使后来王洛宾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坐监狱，但你让他恨马步芳，他都从心里恨不起来，甚至从心底里还感激马步芳，甚至觉得自己坐牢是对马步芳救命之恩的一种对价关系和回馈。所以他特别理解吾甫尔江，那个《高高的白杨》歌曲中的人物。
马步芳伸出手来，“你好自为之吧——”王洛宾连忙与他握手，告别。这一别，两人就彻底永别，再也没有相见。马步芳后来败退台湾，任“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大使”，1975年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1949年7月到9月，王洛宾是在忐忑和焦虑中度过的。王洛宾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音乐人，他和妻子商量，还是回北京去吧，可妻子是西北人，还有些犹豫，就没有走。再说这个时候，走也不是办法，你不是“畏罪潜逃”又是什么呢？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呀！
王洛宾有时很担心自己的命运。自己是马步芳手下的音乐教官，名称还叫做“政工处长”，军衔是上校，共产党来了没我的好果子吃。听说马步芳和共产党结怨很深，当年打散了共产党的西路军，后来又和共产党对抗到底，他们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杀了？——不会吧？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更没有杀过人，听说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我是个知识分子，搞音乐的，新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人吗？我的抗战歌曲流传很广，很多人都会唱，我写的青海民歌、新疆民歌更是很多人都喜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可是，我为马家军写的抗战的《战马歌》，他们和共产党作战时还在唱，会不会把我看做他们的死对头？……
王洛宾陷入了惊恐不安中，而妻子黄静不断地安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进入“空空荡荡”的西宁，宣布青海省首府西宁和平解放。一野一兵团的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1916—1957年）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从马步芳旧部的人员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王洛宾，不就是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的那个音乐家吗？于是，在一个早晨，他带着警卫员敲开了王洛宾家那个小院的门。
共产党的军队里很需要文化人，很需要能拿起笔杆子能吹拉弹唱的人。马寒冰为自己身边缺少这样的人已经苦恼多时了，当他发现了王洛宾，有些如获至宝的感觉。他们谈的很投机，说丁玲，说肖军、塞克等等人，说文学，说文艺，马寒冰感觉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可以说得来的人。而王洛宾也从马寒冰身上看到共产党的军队也有爱文化、有礼貌、很谦逊的一面。
王洛宾讲自己是怎样来到西宁的，“要不是在兰州耽搁，我恐怕是在新疆，会写出更多的歌曲。”王洛宾一方面说的是实话，一方面也是要撇清自己，来说明自己在马家军实在意想不到、是不得已。王洛宾继续说，“别看我写了不少新疆民歌，可我还没有到过新疆呢！”马寒冰说，“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要进新疆，去解放新疆，我回去向首长汇报一下，把你的情况向首长讲清楚，你就参加我们的军队，咱们一起上新疆。”王洛宾无话可说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能上新疆很好，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我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可人家瞧得起自己，并不在意你这个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你感激都来不及呢，怎么能拂逆别人的好意？王洛宾心头实在是既喜既忧，喜的是别人没把自己当敌人当外人，而是当朋友和同志，忧的是自己已经是拖家带口的人了，也不想这样随军队进新疆，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别人请你你还不答应，那会是什么后果呢？他不敢想也说不出口。他对进新疆既兴奋，又无奈。
马寒冰把王洛宾的情况向司令员王震做了汇报，王震说，“好，那就试试吧，他马步芳能用这个文化人，我王震就不能改造他，用好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同意让王洛宾这个马步芳的高级军官入伍，但都被王震给压下了。
就这样，王洛宾穿上了共产党军队的军装。1949年9月20号，部队要开拔去新疆了，王洛宾匆匆和妻子告别，“你们等着，我到新疆把一切安排好就立即来接你们。”他打消心头那些负面的想法，振作精神，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随部队进军新疆。这时的王洛宾36岁。
上新疆的路非常难走。已经下了雪，天气很寒冷，部队的装备很差，汽车很少，马也不多，王洛宾是走一段路，骑一段马，坐一段车。马寒冰照顾他，尽量减少他的负担。身边的人，有的用鄙夷和仇视的眼光看他几眼，有的又满怀敬意和热情，和他说几句话，王洛宾的心头很不是滋味。王洛宾想到两个月前自己穿的是国民党军服，两个月后穿的是共产党军服，他感到有点恍惚，感觉造化真是弄人。王洛宾看到这支部队和他以前的那支部队不同。虽然他们都很能吃苦，但这支部队上下之间虽说纪律严明，又很友爱和谐。不认识的人之间互称“同志”而不称“兄弟”，对不认识的领导称“首长”而不称“长官”。这只队伍很讲政治，重视政治学习，那么累的行军，每晚还要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学习，讲形势，讲纪律，讲为什么要到新疆。王洛宾努力地适应，生怕自己出错，怕别人笑话自己，瞧不起自己。要走路的时候，他抢着帮别人背行李，主动扛上宣传队的鼓。
部队行军到了张掖，马寒冰拿着一张纸来找王洛宾。“洛宾，这是王震司令员写的一首诗，是鼓励同志们上新疆的士气的，你看能不能谱成歌曲，让大家唱起来。”马寒冰的眼睛里满是希望，他希望王洛宾露一下才华，以打消不少人对他的不满，因为王洛宾是他招揽来的，他也有不小的压力。他也希望王洛宾能被大家接受，让大家知道他对革命队伍来说是有用的人才。还有上新疆的路的确太难走，太遥远，不少人不愿意到新疆，部队需要鼓舞士气。
王洛宾拿过来一看，是简单的四句：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很有气势，意境不错，但只有这么简单的四句，怎么做歌呢？这些想法只在心头一闪。但王洛宾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考验，是自己有没有才华、有没有用、能不能立住脚的一大考验，绝不亚于人生的一次大考。王洛宾说，“我试试看，应该能唱！”听说能唱，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舒了一口气，十分开心，临走时说，“那就看你的了！”
王洛宾接受了任务，仔细看，仔细想。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图景：一支队伍，举着红旗，背着背包，冒着漫天的风雪，排着队，徒步翻越祁连山。祁连山上，乌云滚滚，狂风呼啸，雪花漫卷，战士们互相帮助，手拉手翻越雪山。走入草原，秋草茫茫，北风卷地百草折，战士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忘了疲劳和艰难，满怀斗志地向新疆进发。短，不要紧；用不同的乐句，一段写两遍，这样就是八句。唱两段就是十六句。唱四段，不就是三十二句了吗？王洛宾越想越开心，没有乐器，他就用铅笔反复写，反复唱，反复改，一个晚上，一首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式的歌曲成型了，歌曲的题目就叫《凯歌进新疆》。
王洛宾给马寒冰唱了，很有气势。王洛宾给战士们教唱了，战士们很喜欢。行军的队伍响起了雄健有力、振奋人心的《凯歌进新疆》。王震司令员听了，很高兴。这是自己的诗第一次被人谱成曲，唱成了歌，更重要的是，队伍的士气大振，配合着宣传教育，让战士们有了“凯歌进新疆”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这首雄壮的战歌随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步伐唱遍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在酒泉，王洛宾收到一封任命书，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
安稳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50年初春，留在西宁的妻子给王洛宾写来信说，家被查抄了。因为王洛宾当过马家军的上校，她成了反革命家属。家里连一包棉花都被收走了。王洛宾急忙请假回了西宁，他听说，曾经与他一起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副团长赵永鉴一解放就被枪毙了，妻子的姐姐因嫁给了当地的地主受到很大的冲击，吓到不敢再待下去，整个西北都不敢待了。他给新疆军区寄去一封辞职信，以为就没事了，带着全家迁回北京。
1950年11月，王洛宾携家属回到阔别13年的泡子河牛角湾艺华胡同家中，并应聘到北京八中任教，还被选为北京市音教联常委等职务。
1951年3月15日，王洛宾、他岳父、妻子黄静和三个孩子一起都在北京东单区喜鹊胡同建国门派出所落了户。
1951年6月，根据新疆军区要求，王洛宾被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八中课堂上被逮捕。妻子刚生下小儿子，受惊吓卧床不起，一个月后留下三个无人照料的儿子离开了人间。
据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后来回忆，王洛宾被捕时的情景是这样的：那天王海成课间正在操场上玩耍，突然一辆囚车来到校园停在操场旁。操场上人很多，他和其他同学都在看稀奇。王海成突然看到，车上下来的是爸爸，双手带着手铐，被几个人押着。王海成的头“嗡——”地一声大了，他呆呆地看着。他听见旁边的同学说，“王海成的爸爸是反革命”，“是王海成爸爸，看，被逮捕了！”
王洛宾对儿子说，“我没事的，你不要害怕，以后要听老师的话。告诉你二哥，不要害怕，好好读书。”
王海成被叫到老师的办公室。在那里，王洛宾把一个存折交到老师手上，对老师说，“海星和海成，就请你们多照顾了。这存折上的钱，就是给他们上学和生活准备的。”说完，王洛宾就被带上囚车，囚车鸣着笛，在凄厉的声音中走了。只有8岁多不到9岁的王海成呆呆地站着，他不懂事，当时只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别人的爸爸都是老革命，官一个比一个大，我爸爸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感到耻辱，怕被同学们瞧不起，怕被骂成“反革命狗崽子”。
1952年新疆军区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判处他劳役两年。南疆军区政委、独臂将军左齐到乌鲁木齐开会，听说了此事，他提出把王洛宾带到喀什去，甚至为王洛宾写了一份保证书，担保他不会越境不会逃跑。后来有人问左齐为什么要救王洛宾，他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喜欢他的《达坂城的姑娘》。”
王洛宾在南疆军区文工团监督使用，相对还算宽松，他在南疆的喀什、和田一带采风，创作了大合唱《英雄的骆驼队》，全军汇演得了二等奖。由于他的积极改造和工作突出，1954年他重新恢复了军籍，把三个儿子从北京都接到了新疆。
但风云突变再次不期而至，1960年他再次入狱，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刑15年！
据其小儿子王海成写道，父亲去世前才告知他，当年他为文工团一名被领导污辱的女演员打抱不平，写了一份揭发材料，但该领导不但没被查处，他却被投进了监狱。王洛宾从前为马步芳工作的案底又被翻出来。
1958年，他为大受欢迎的音乐剧《步步紧跟毛主席》写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也遭大肆批判：萨拉姆是维吾尔语“衷心祝福”的意思，但听上去很像“杀了毛主席”。
王洛宾被逮捕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他当过马步芳手下的军官。你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受到惩罚，现在新帐旧账一起算。
王洛宾被逮捕的时代原因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讲越严重了。57年反右，59年批彭德怀，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人们已经不能容忍王洛宾这个国民党的军官“逍遥法外”了，这时已经不需要他自由地歌唱爱情了，也没有哪个人敢于保护他爱惜他了，他的才能一钱不值了。
1960年春，王洛宾被逮捕，先是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看守所，这里看管的还不太严，还没有给他定罪。他被揪回文工团批斗，批斗会由那个被揭发的领导主持，他从全团40多人中选出15人，给他们安排政治任务，谁不积极批斗，就要裁员退回原籍“去饿饭”。指定他们一人批王洛宾的一条罪状，首先是历史反革命，帮助刽子手马步芳，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其次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变天。还有什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说河南饿死了人。脱逃，妄图腐蚀革命队伍，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等等。一个人揭发说，王洛宾桌子上有个玩具小狗熊，旁边还有几只小鸡，他说是培养小鸡不怕狗熊，这分明是说自己是小鸡，是污蔑我们伟大的党是狗熊。还有个人揭发说，王洛宾的钢琴上有个小玻璃罩，里面是一个无锡小泥人，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罩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王洛宾来气了，大声说：“你说！我什么时间在哪里说过这话？”那人无话可说，只能带头喊口号“打倒王洛宾！”“砸烂王洛宾的狗头！”
王洛宾被正式逮捕判刑的第一现场就在他工作的地方，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1960年3月13日，军区文工团一号排练室里气氛庄严肃杀，所有文工团成员都必须参加大会。大会的名称叫“公审王洛宾反革命案件大会”。大会先是安排一些学员上台批判，最后由审判长当庭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王洛宾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王洛宾大声申辩自己没有罪，还辩说“你们听到了吗？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播放‘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歌曲《亚克西》，伊犁河水翻波浪，灌溉着牧场和农庄……”这时有人领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洛宾！”“坚决镇压反革命！”王洛宾申辩的声音被淹没了。警察当场给他带上铮亮的手铐，押出会场，一些年纪小的学员吓哭了。
在保留下来的王洛宾档案资料中，就有一份当年的《判决书》。判决书中写到：
被告人王洛宾在工作的数年间，其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手段极为阴险狡猾，他污蔑新社会“善良”二字不存在，将来在字典上也查不出来。该犯对学员说，“太阳的背面是黑的”。以此映射新社会是“黑暗”的。在其宿舍，王犯用一只破茶杯扣着一个小磁人，用以暗示他被“黑暗”所笼罩。……由此可见，王犯的反革命活动是多么猖狂。王犯在学员面前表示他是“硬骨头”，要在与他们斗争中锻炼他的反革命“性格”。就是他家里摆的一些玩具，都要表现出他的反革命到底的“性格”来。将狗熊和小鸡放在一起，并猖狂地说：我明知他们不能在一起，但我要培养他的“性格”。
——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诞和滑稽，而在当时，这却是“一本正经”！“茶杯扣着小磁人”是怎么回事呢？王洛宾有一只带金边的玻璃杯子，冲开水时底部炸烂了，条纹四射，王洛宾舍不得扔。正好小儿子有一个无锡小泥人，挺好，王洛宾把它放在杯中，倒扣在钢琴上，感觉挺好看，像一件艺术品。他的桌子上有几个小泥塑，有狗熊，有小鸡，摆在一起，别人问他，他哪里想那么多，只是开玩笑说，是锻炼这些小鸡。就这样被他们上纲上线了。
审判书还写道：
王犯经常给学员灌输反动的文艺思想，荼毒青年。如经常给一学员偷听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播，宣扬美国的爵士音乐是“最高峰”。王犯还利用职务，经常给学员教唱低级的爱情歌曲。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中苏友好的时候，王洛宾是和学员一起通过收音机听过苏联歌唱家的演唱，后来他哪里敢呢？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他，简直不值一驳。
判决书还写道：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其反革命破坏事实被大量揭发后，王犯在铁证面前仍百般抵赖，拒不低头认罪。据此，王犯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罪。
——这就是所谓的“整风”，你不能申辩，你若申辩，就是“百般抵赖，拒不低头认罪”！
就这样，就是这样的“铁证”，构成了王洛宾的“反革命罪”！
1961年3月13日，对王洛宾正式召开的所谓“公判大会”，有审判长、书记员等等，一番批判和口号之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王洛宾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
在一片口号声中王洛宾被戴上手铐押下去。王洛宾抬头看人们的脸，他看见有些人不敢看，只是低着头举手喊口号。
下来后他们问王洛宾还有什么话要说，王洛宾提出第一我需要真正的公审，公开审理。第二我要到我的住处去看看孩子。那时王海星和王海成已经不能住校了，他们只能住在父亲以前住过的那间小屋子。“王洛宾呀，真是既迂腐又固执，那都是什么时候了，还要求公审！”几十年后，说到当时，很多过来人还这样说。
王洛宾被投入了新疆第一监狱，他的号码是226号。这就是本书开头写到的王洛宾从梦中惊醒的“226号——”
新疆第一监狱位于乌鲁木齐北郊的八家户，这里十分荒凉。之所以叫“八家户”这么个名字，就是最早这里只有八户穷苦的人家在这一带生存。
1963年，因文工团创作需要，王洛宾假释出狱，但他不能穿军服，属于戴罪服务。他同时也给该团的演员教授乐理知识，学生中有人后来成为新疆知名的歌唱家。他相继写出了《江巴拉汗》、《我愿变成一只百灵鸟》等40多首歌曲。不过他的作品都不准许署真名，于是王洛宾用了一个笔名：艾依尼丁，这个维吾尔族名字意思是富有者。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笔名是富有者。
但到了1964年10月，文化部下发了通知《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歌曲的决定》，所有与他有关联的歌曲都从节目单中划去了。他的境遇又变了，他后来甚至不被允许迈出单位的大院。
1965年的一天，没有任何征兆，王洛宾骑着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出走”了。他一辈子最爱骑自行车，晚年直到80多岁了出门就跨上一辆自行车。他漫无目的，骑着车一路东去，一直骑到吐鲁番，发现自己忘带粮票，没粮票就买不上吃的，于是又折返回来。这件事冲动得十足傻气，而又天真得“很王洛宾”。他被抓回来以后，事情被定性得很严重。全家从团里的房子被赶出来，无居可栖。他本人也被再次投入监狱，整整关了10年。不过也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在监狱里躲过了“文革”。
新疆第一监狱汇集了全疆四面八方来的犯人，各个民族都有，大家每天在砖场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劳动之余，他总会主动找他人收集当地的民歌。对方说没劲儿唱了，王洛宾就把每天两个窝窝头省下一个来，交换对方继续唱下去，就这样日复一日攒下了三大本民歌集。
《高高的白杨》、《撒阿黛》是他这一时期在狱中写的两首著名的歌，都被收入大学声乐教材。后者作于1974年，是为一个女狱警撒阿黛而写。这个维族姑娘18岁刚毕业就分到监狱工作。她生得非常的美，对待女犯人也很善良。王洛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工地的生活太寂寞了，来一只小麻雀，大伙都觉得像见了亲人似的。每天上工，撒阿黛都会来开大门，大家都会盯着她走完80公尺”“就因为生活中有这样的美，似乎人就可以活下去。”王洛宾刑满出狱时，还给撒阿黛写了一封信：我走了，我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虽然姑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谢她。
1975年王洛宾出狱时，他已62岁了，此后5年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户口房子单位，也不想给儿子们添麻烦，他一度坚持留在监狱编外的新生队里，最后还是被撵出去了。年过花甲的他，靠在工地做点小工维持生计。直到1981年，这种窘迫不堪的局面，被一篇稿子所改变。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深入采访过王洛宾后，在新华社内参作了全面报道，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亲笔批示。当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王洛宾恢复名誉和军籍。
当能重新自如地开始创作时，他惜时如金。王洛宾曾对丁玲说：“我身子骨还行，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喜欢一个人待着，不愿意别人陪着他，甚至有点不近情理。王海成写道，父亲觉得有人陪好像是在监视他。在监狱里，他时时觉得小门上有双眼睛在日日夜夜地盯着自己。所以直到生命的尽头，王洛宾也没有请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全都自理。
1988年台湾歌手凌峰到新疆拍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其中介绍了王洛宾；香港女作家夏婕又赴新疆采访他，“西部歌王”、“西部民歌之父”的提法渐渐传开，很多人才知道那么多一直传唱的歌曲都是由同一人改编的，而他历经浩劫还活在人间。1990年，著名女作家三毛走进了乌鲁木齐幸福路王洛宾的寓所，更将“王洛宾热”推向了高潮。两人年龄相差整整30岁，似有似无的恋情，留下长久以来的众说纷纭。次年三毛去世后，王洛宾写了一首献给死者的恋歌《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他曾说，“尽管我这一生很坎坷，我的爱情都没有好的结果，我仍然觉得，爱情就是信仰。”
而在1993年，王洛宾这枚热词，直接引发了一场音乐界关于民歌著作权问题的大讨论。王洛宾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十首歌曲在台湾的著作权以2万元转让给凌峰一事，遭致不少猛烈的批评，某些人质疑他将民歌说成自己的作品，是侵犯了民歌的著作权。1996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了结论：“在没有具体人或代理人提出版权要求时，谁改编、整理的，版权就应该归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歌原型的著作权被垄断，民歌是集体意识的留存，改编者享有的是对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一首歌需要区分界定的是单纯的记谱、极少的加工改动，还是后期的艺术改编。
王洛宾挖掘西部民歌之功，可谓历史性的贡献。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歌本身的形态，其实并不适宜广泛流传，王洛宾所改编的民歌最大特点就是，极具本民族音乐的特点又赋予汉族诗歌的神韵，优美动听，朗朗上口。他自己也说，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除了获得动人的文学（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但是在一些他的具体作品是认定为记谱还是作曲上，还是不乏争议。王洛宾自己解释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没有版权意识，致使他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是当时的失误。比起“西北民歌之父”、‘西部歌王”，一个歌迷赠给王洛宾的“传歌者”的称谓，也许更贴近他为歌而生的一生的写照。
1990年8月，台湾女作家三毛专程到乌鲁木齐采访王洛宾，准备为王洛宾写一本传记，王洛宾谈了六天，三毛做了完整的纪录。王洛宾回忆说：“虽然我讲得很杂但她记得很有条不紊，发现它是一位真正作家，组织能力很强”。
1990年10，在中央电视台国庆文艺晚会上，著名电视主持人赵忠祥向全国人民介绍了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
1990年12月，新加坡举行王洛宾“丝路之歌音乐会”，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等官员出席。
1991年元月2日，台湾女作家三毛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4日凌晨2时，生于1934年3月26日，时年48岁的三毛在医院病房卫生间用丝袜吊颈轻生。王洛宾为死者谱写了悼歌《等待》，以示怀念。王洛宾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说：“听到三毛走了，心情恶劣，朋友都知道10天内我喝了八瓶白酒。”
1991年3月，著名导演滕文骥导演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竣。
1991年3月20日，王洛宾在给陕西乐团的侄子王海天的信中说：“三毛去年两次来乌市，本来打算写我的全部的历史，不料不了还未动毕竟辞世而去，只是写了几篇短文，在香港及新加坡的报刊上。关于她的死，她的母亲说得很对，他不是他杀，但不宜为人理解。”据我知道的，他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如果公布于世，影响她的作品，也就是作家的社会地位。用尼龙吊在卫生间，这种行为不是预谋的，是临时动机，当她自杀时的一两分钟，她已经失去自我控制，所以即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总之很可惜。”
1993年3月1日至5月31日，王洛宾应邀赴台王讲学，演出，走遍了宝岛，“台湾一片洛宾热”。
1993年4月20日，王洛宾为40年代在青海一起工作，使任台北音协著作权人写会主席的丑辉英作词的《重逢》谱曲，词曲都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热烈心情。
1993年4月25日，由台湾警察广播电台主办的王洛宾之歌慈善音乐会《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举行。在这台音乐会上，王洛宾首次将别人易名的《彩虹妹妹》收入帐中。
1994年2月，根据著名作家周涛，李升泉、吕永太撰写的《西部歌王》电视音乐传记片剧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新疆军区政治部摄制纪录片《西部歌王》。为配合中央电视台的播出，1994年第2期《八一电影》杂志看刊登于《西部歌王》电视剧本，编发了有吕永太、程道杰撰写的拍摄花絮《掀起你的盖头来》，同时，还隆重推出了彩色宣传专页。
1994年3月，创办了新疆老年西部文化艺术研究会，被一致推举为会长。
1994年6月3日至12日，应邀赴美国演出、讲学，举行了多场讲学和演出，在美国掀起一片“洛宾热”。
1994年6月7日，由美国中华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王洛宾作品演唱餐会”在联合国总部小型剧场内举行，美国各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出席。演唱餐会由吴庭如、蒋金花、孙珊珊及海韵合唱团担任，美国中国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席刘宝夏向王洛宾赠送“民谣之父”纪念金牌，以示对王洛宾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致意。
1994年6月，联合国总部举办丝路情歌“王洛宾作品音乐会”，150多个国家的大使出席观看。
199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王洛宾“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奖”。
1994年6月，王洛宾和美国万年青合唱团，一同进行联欢。
1994年6月，《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集中发表了一组揭批王洛宾的文章，对王洛宾改编的民歌提出质疑，由《人民音乐》组织的对“王洛宾的西部民歌著作权问题的讨论，”这场所谓的讨论，采取激烈的方式，辱骂性的语言，整整持续一年。在版权纠纷闹的沸沸扬扬时，王洛宾无奈地说：“人民音乐杂志等对我的诽谤，不可能让我离开音乐，我失陪三年，祝大家创作丰收”
1994年7月，对王洛宾著作权的讨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为王洛宾讲论、作证，进行反批判。各大城市都竟相举办王洛宾歌曲演唱会。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纷纷给他发来友好的邀请。
1994年12月3月，国务院特邀新疆军区歌舞团赴京，在中南海小礼堂举行“王洛宾与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型歌舞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李铁映、迟浩田、司马义艾买提、彭佩云、罗干等出席，朱镕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王洛宾的音乐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由于个别演员无理取闹，王洛宾遗憾地未能出席这个晚会。
1994年12月28日，为满足深圳市民的这个愿望，香港《大公报》驻深圳办事处，香港《新晚报》《深圳娱乐》编辑部联合索妮亚国际时装艺术中心，邀请王洛宾到深圳，和广大市民一道欢度94年圣诞节和迎接95年元旦，《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民见到王洛宾，人人都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豪情逸兴，在体育馆创造了一个演员和观众、作曲家和歌迷一起纵情高歌中华民族幸福生活和那美好未来同歌同乐的壮观场面。王洛宾在日记中写道：“28日正值自己生日，5000多观众为我齐唱‘祝你生日快乐’，多年来第一次淌下幸福的泪”。
1994年12月，新疆达坂城党委、政府授予王洛宾大坂城“荣誉镇长”，并为《达坂城的姑娘》群雕揭幕。达坂城人民倾家出动，出席纪念碑群雕揭幕仪式。
1995年2月—5月，王洛宾在兰州军区乌鲁木齐医院做胆囊切除术。
1995年3月，西北石油地质局决定，把王洛宾该编的《哪里来的骆驼队》作为地质队员之歌，并把地质队员采集的亿万年的地质标本赠送在医院治疗的王洛宾，一示对音乐家的敬意。
1995年4月9日，王洛宾就有些人关于民歌版权问题对他的攻击发表了《我和西部民歌》一文，王洛宾认为：“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人民歌，大都作为资料进入了档案，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获得动人的文字（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外，她还要在这两者之间加上以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王洛宾又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我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是一种失误，当时自己没有坂权意识所致，五十年代后编写的则注明编词曲是正确的。”王洛宾还指出：“如果大家人为我的歌应有版权，那就证明我出卖的是自己的版权：如果认为不应由版权，到是向人民谢罪也不迟，失陪三年，谨祝先生们创作丰收。”
1995年9月15日，针对近两年在文艺界和社会上突然出现的一股否定王洛宾民歌创作的版权之风新华社新疆分社向《决策参考》投书《王洛宾呼吁对其民歌著作权做出公断》。文章原引王洛宾的话说：“友人否定我创作成果，诗文由那一首少数民族民歌原形式同现在我创作改编过的完全一样呢!为什么那些原始的民歌，不在我改编的之前进入音乐界呢?”王洛宾进一步指出：“目前关于我的歌曲著作权的纷扰虽然很多，但都是根据台湾作家罗大佑的“民歌无版权，民歌属于人民的理论演变而成的，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对我的民歌著作权讲句公道话，使坦然地去创作。”
1995年6月30日，在北京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和银都房地产公司联合举办“王洛宾艺术生涯60周年文艺晚会”，手术后刚刚出院的王洛宾亲自登台，著名名钢琴家鲍惠乔、歌唱家蒋大为、柳石鸣、著名演员李雪健、萨克斯演奏家范圣棋及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总政歌舞团、解放军军乐团分别登台演出了王洛宾创编的歌曲。各音乐家开展的所谓“王洛宾西部民歌著作权讨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96年1月5日，王洛宾因上吐下泻、腹部疼痛难忍，被护理了一夜的邻居、已退休的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刘琦，一大早大车送到了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疗。王洛宾在元月六日的台历上写道：“两年戒饮，今日开戒，引出胃绞痛，出血，缺乏常识，吞下10粒仁丹，大为吐，后半夜请来医生急忙打针，服胃干糖浆，人恶心吐，只得等到送医院”。
1996年1月7日，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干部病房成立了主治医师王瑞英任组长的王鲁宾专家治疗小组，集体汇诊王洛宾病情，提出治疗方案。王洛宾在台历上写道：“上午11时送进医院，接受了8小时的吊针，夜间睡了一个好觉。阿弥陀佛”
1996年1月10日住院期间，为美国华人万青年合唱团创作了《歌唱万年青》，为军区某部刘书环政委作词的《人生之路》谱了曲。这是王洛宾人生谱写的最后两首歌曲。
1996年1月29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给王洛宾致信：“关于民歌的著作权问题，虽然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但我会认为，在没有具体人或代理人提出版权要求时，社会舆论依然无法改变其版权归属，谁整理、谁改编，版权就因该归谁。”这封信对不久与人世的老人，无疑是极大的安慰。什么是版权？正如王洛宾自己所说：“歌曲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传唱，那才是真正的发表，是谁也夺不去的版权”。
1996年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发出慰问电，要求新疆军区并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为王洛宾康复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1996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发出慰问电，高度评价王洛宾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希望早日康复。
1996年2月23日，鉴于王洛宾的病情突然恶化，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干部病房主治医师贾勤惠向军区第五干休所签发了王洛宾“病危通知书”：姓名：王洛宾，年龄：83岁，部别：军区第五干休所副师级，入院号：43303，诊断胆囊癌术后广泛转移，第四病区干部2科2病房第210床。
1996年2月25日，张正和及夫人程琳受北京市文化局委托，带着北京文化界、音乐界人士及《音乐周报》全体人员的嘱托，专程从北京飞抵乌鲁木齐，慰问看望王洛宾。
1996年3月4日晚，王洛宾在病榻前就荣誉权、著作权和继承权等问题立下遗嘱。遗嘱上写道：“王洛宾，男，191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新疆军区文工团顾问，住乌鲁木齐幸福路32号，本人先年事已高，近期患病住院治疗，特立遗嘱如下：“一、所有遗产均有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海燕、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海成)继承。除了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养过任何人)。二、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以发进行保护。三、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有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
1996年3月14日零时40分，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去了那遥远的地方，享年83岁。王洛宾在生命弥留之际，多次重复他曾讲过的愿望：“我有一个500年的工程。这些歌曲如果能传唱500年，那才叫经久不衰，那才叫贡献。今年不过50年，才刚刚起步。”同时，新疆军区成立“王洛宾治丧办公室”，并向各界发出卜告。”
1996年3月14日晚，新华社抢先发出王洛宾逝世的特别快讯，高度评价、全面肯定了王洛宾为收集、整理、改编、创作祖国西部民歌做出的卓越贡献，第二天就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新疆人才报》等新疆各主流媒体分别发表悼念王洛宾逝世专版，高度评价王洛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音乐艺术做出的丰功伟绩。
1996年3月24日，王洛宾追悼会在乌鲁木齐燕儿窝“燕息苑”隆重举行，新疆党政军领导及各界人士1500多人出席，海内外人士、社会团体发来唁电、唁函500多件。各界人士送来不计其数的花圈，在茫茫的白雪中堆成一座巨大的花坛。在告别中，没有哀乐，只有在《在那遥远的地方》人们熟悉的优美旋律，仿佛是在圣洁的天国之中。
1996年3月24日，大型彩色纪录片《往事歌谣》在全国公演，并荣获上年度全国电视纪录片“金鸡奖”。
1996年4月20日，乌鲁木齐集邮公司发行刘书环设计的《王洛宾音乐生涯62周年纪念封》一枚，以表彰他为传播民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6年5月28日，王洛宾墓碑揭幕与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金山陵园举行，首都各界人事及驻军代表200多人出席。仪式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冯光珏主持，原新疆军区文化部部长丁郎致词，王洛宾的好友、中国音乐界知名人士老志城、石夫、杨鸿年、德德玛、段苑生等参加。乌鲁木齐集邮公司特在北京发行有刘书环设计的《王洛宾纪念卡》一枚。根据王洛宾生前遗愿，已故夫人黄玉兰的遗骨从河北涿州前来与之合葬。王洛宾陵墓由黑色黄冈石制成，背面刻有王洛宾手写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墓碑前墓穴盖板上刻着墓志铭。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篷都要留恋的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好象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象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流浪在草原根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洛宾墓志铭》由解放军某部政委王海超完成。这篇铭文以白话文开始，以文言文结尾的写作手法，概述了王洛宾音乐救国、音乐报国的爱国主义人生，共有了五个自然段约556字，文字简练，情节感人，好评如云。
公元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凌晨洛宾仙逝，二十日向遗体告别，二十二日送骨灰进京，边城乌鲁木齐三降大雪。天公为其志哀，世人无不称奇。
王洛宾原名荣庭，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三四年肄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三七年投身抗日救亡宣传。辗转千里，驻足青海。四九年参加解放军进入新疆。乐坛耕耘六十余载，创作歌剧六部，搜集、整理、创作歌曲千余首，出版歌集八部。情音怡神，中外沸扬，殊才饰疆，懿范 流光。洛宾名重。其歌获国家金唱片奖，《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达坂城的姑娘》和《阿拉木罕》等歌久唱不衰，他多次赴国外办音乐会与讲学，联合国总部展示其民歌成就，巴黎音乐学院音乐教材和世界歌星罗伯逊保留曲目均有其歌。王洛宾重谊。为学生幼儿谱曲，为边关将士挥笔，为工农大众抒情，为海外华人合唱团赠歌，情深意切，众口皆碑。洛宾谦逊。对民谣之父、音乐大师、西部歌王等称谓淡然处之，却将新加坡友人赠其“传歌者”三字视为珍宝。洛宾爱国。两次铁窗之苦，未断其云游乐海、振兴民乐之梦，终生致力于让中国民歌流行世界五百年之宏愿。洛宾大志。先生舍爱妻黄玉兰及三幼子在京只身西进。五一年妻病故后独身苦将三子养育成人，耄耋之年坚持自理，拈米舔骨节俭之至，乐骑单车至八十有二。其作品通俗朴实大气，盖源其品性也。
千里驹兮杂于马群，需伯乐兮相而拔晋。西部曲兮流于民唇，承洛宾兮识而传真。驹无伯乐兮无以千里，曲无洛宾兮中外寡闻。民间瑰宝兮撷之于民，人间绝唱兮得之于心。传歌之志兮可喜可钦，洛宾之功兮青史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