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是在金士杰下榻的酒店进行。他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衬衫，随意自然，显得很精神。在谈到戏剧的专业问题时，他就是刘亮佐口中那个严谨、追求极致的老师。当说到孩子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所流露出的慈父之光。他高兴地比划孩子在家时的样子，那一刻，他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小孩。刘亮佐在戏剧上也见到过金士杰像小孩一样的模样。“当金老师觉得自己的表演特别到位的时候，会有一种像小孩一样的得意，嘴角上扬，大拇指一竖，感觉很了不起的样子，他能开心一晚上。”戏剧和孩子成为了了解金士杰内在世界的两个维度。

所有的小孩都爱听故事，金士杰也不例外。“那时候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爱在故事当中发挥我的想象力。就像一个王国一样，我在里面流连忘返。”小时候，爸爸给金士杰买了小木头刀枪，他就把它放在榻榻米上，用自己的手动来动去，在脑中想象着各种故事情节，他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人知道金士杰在做什么。有时当他设想的故事在脑中正精彩上演的时候，妈妈喊他吃饭，他会很不高兴。他会很快的去把饭吃完然后赶紧回去将之前的故事续起来。

有时候看漫画，看见一个很棒的房子，很漂亮的美女，很奇怪的风景，金士杰就停在那儿，一个故事就又开始在脑海中上演了。渐渐地金士杰不满足于想象，他开始动笔。他画了人生中第一本连环图画，他在一张纸上画六格，画里有个人在讲话。他画了很多页，再用订书机订好，金士杰的第一本书就出来了。当故事太长的时候，他会写上未完待续，再给邻居朋友们互相传阅。

金士杰正式进入戏剧世界之前，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在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后，金士杰想去台北，“去做很重要的事”。妈妈怎么劝都不听，就去高雄和自己的爸爸讲。父亲听不懂“剧场”“导演” 这些词汇，不明白孩子将来怎么过日子？“他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站起来从柜子的夹子里拿了亲戚的电话号码和车票给我，就去了厕所。从后面看他弯腰、捏着鼻子，一定知道嘛，他哭了。他好失望，他一直希望我找份工作，结婚生子，安分过一生。”金士杰暂时放弃台北那些“很重要的事”，去了屏东老家边上的台南县牧场，养了一年半的猪，“我用行动告诉他们，我是个会做正经事的、规规矩矩的人。”他说一个男子满心的斗志想着要为这世界做什么，可却连身边亲人的心都伤了，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又何谈为世界做什么。金士杰放弃了远行，直到27岁。

1978年金士杰北上来到台北寻梦，一心想搞自己从小的志业：说个故事或者写个故事。搞文艺不能养活自己，他平日靠做苦工为生。在其他工友拌嘴、打牌、喝酒、看电视的时候，金士杰白纸一摊就开始创作。有一次有一个工友回来，冲着他大喊：“金！我出去三个钟头，你竟然连姿势都没有变！”在那个和工友们一起住的小宿舍里，金士杰用10个月时间创作出了剧本《演出》。当时台湾社会还未“解严”，文艺世界沉寂，金士杰心下难平：“台湾的小说完全不输于世界，为什么电影、戏剧这么差？不能等了，我们自己干。”1980 年，他与几个好友共同创办的兰陵剧坊宣布正式诞生。剧团的名字取“兰陵王入阵曲”，为戏剧传统之源头的意思。他说“严格来说，戏剧是该被淘汰的艺术形式，但它保留下来了，仅此，就应该伏地敬仰。”

那时候兰陵剧坊表演的场所，小到在私人的客厅里，观众就三五个朋友，屋里的日光灯、沙发、厕所，都可以即时被拉来当做布景。那时候金士杰很穷，为了将所有时间花在写剧本、看书、研究演技上，很多时候金士杰没有饭吃。他想了一个办法：蹭饭吃。但是他又不愿意欠别人，怎么才能蹭别人饭吃而不欠别人情呢？ 琢磨半天，他觉得去蹭饭提供别人吃饭时的谈资和乐趣就行。于是金士杰每次去蹭饭前都会准备一两个故事，几个有趣的话题，对最新时事的看法等等，每次去吃饭对他来说都需要做功课。把自己的知识见解作为换饭吃的本钱。他觉这样就不是求别人给他饭吃，而是等价的交换。

所有的付出最终获得了回报，但金士杰对名利的态度却又与一般人不同。兰陵剧坊的成名之作是《荷珠新配》，讲的是一个陪酒小姐和一个司机“骗中骗”的故事。一经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演出结束后，台下观众对他们说：“台北等你们这帮人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然而面对荣誉，金士杰却不易入戏。“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应该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比较迷信十年寒窗，不喜欢在刚起步时就得到太多荣耀，因为这个社会很便宜，有时候一个偶像‘嘣’地冒出来，他值吗？他该吗？假如一不小心你自己变成那个角色，我想的是，头脑清醒点吧，那是命运在玩你。” 

1980年代中期金士杰开始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合作。赖声川一次排一个叫做《绑架》的戏。排到一半，金士杰说：“我不干了！”他觉得剧不够好，不足以上台。因为知道金士杰的倔脾气，赖声川不仅没有生气，多年后说起来反而心怀感动：“这一件事有什么特别？在这个时代，有这么纯粹的创作良心的艺术家并不多，反过来说，台湾的剧场也曾经目睹太多不成熟、不该上台的演出，但是当事者要不没有金宝的勇气，要不没有他的判断力。”后来与金士杰合作过《暗恋桃花源》的丁乃竺回忆：“我当时看到他，觉得他真是一个奇人。他告诉我说，我是学畜牧的，我会养猪哦，还表演给我看，怎么给猪崽接生。但他的戏总是越演越深、越演越好的。”

金士杰在艺术成就上早已成为业内公认的大师，虽然他自己并不理会这种评价。他说“这种无聊的社会评判方式，我犯不着参与认同。”在表演上他保持着清醒。“你也不能上当，你真把自己当那样的人，事情就麻烦了。”但刘亮佐依旧愿意将他尊称为“表演的父亲”，“他对每一个人在表演上就像爸爸一样，照顾你、呵护你。他更像一个捍卫表演的一个父亲，他不允许对表演的轻忽，对表演任何的不在意，表演对他而言是一个信仰。这种爱会扩散到和他合作的演员身上。”对于戏剧，金士杰会对年轻人说，“你就照着你的兴趣去做就是了。发达与不发达，成功与不成功，那是后话。”本刊记者问他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他回答：戏剧是我的行为，我有我内心的思想，我必须通过一个行为来传达，证明、实践自己。戏剧表演刚好符合这个事情。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当有一天这个事情对我毫无新意的时候，就是我和它再见的时候了。”

“戏剧是一种对生命的体悟”

——《时代人物》对话金士杰

时代人物TIMES FIGURE=T 

金士杰=J

T：网上有很多评论说你有古代名士之风，你身边有朋友这样对你说么？

J：我不是说自己一生就追寻一种闲云野鹤，孤傲一方的生活。你让我穿很奇怪的西装，坐在很讲究的大房子里，我就是不舒服。小时候过年我爸爸给穿新衣服，我就和我爸吵架。因为我喜欢穿旧衣服，也不知道这记忆从哪儿来的，觉得旧衣服比较有感情，新衣服毫无人味。

T：你以前不用手机、不买车、不买房，但有了家庭之后，你的这种想法有所改变，可以理解为是你与生活的一种和解吗？

J：我对抗这个物质主义和新的科技化的时代，并不代表我们一定是敌人，只是我觉得要和你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因为这个东西，我根本不用去批评是好的还是坏的，对我有好处还是坏处。我不去想这些，它跟我没有关系。我有我的主观，当我要用这些的时候，我也绝对不是和这些化敌为友。它就是一个东西，你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这只是生存的一些必须的手段。车子、房子、存款簿、名牌的衣服，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符号。有就有，没有就拉到。

T：你想要的理想的人生状态是什么样的？

J：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在我结婚前与结婚后这方面是有点不一样的。以前我是一个拒绝婚姻的人，我是不婚主义一个彻底的执行者。那个时候我以某种程度的自虐、孤独、漂泊为乐，事实上也是这样过日子的。成家后不这么想了，想着怎么让孩子发展得更有趣，想着他们是不是有美妙的文笔，会写很生动的情歌。我觉得有值得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就可以了。

T：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一般用什么方法化解？

J：喝酒。压力大的时候喝酒，生活很好的时候也喝酒。喝酒是很愉快的事情，有时自己喝有时和朋友们一起喝。

T：你当年养猪的经历，对你的戏剧生涯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

J：这是我人生中很自然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也没有把戏剧当成我绝对的归宿，我不会很用力的去想我应该一生以什么事业作为自己不二的投入。我遇上戏剧我就做戏剧，只要它符合我童年奇思妙想的那些活动。如果不做戏剧，现在我也可能在做广告，也许是推销员，也有可能在说相声、在马戏团翻跟斗。

T：《荷珠新配》是兰陵剧坊的成名之作，这部剧在你心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J：它的情况对我来说有点无心插柳。其他作品比较有严肃的意义，那部戏基本上有点像玩笑戏，就像我和别人聊天，聊完天我就走了，我也不用负责。

T：你和赖声川已经合作了三十多年，你们是如何相识的呢？

J：那时候他从国外回来，那时候台北市剧坊只有我们兰陵剧坊一家，我们的演出得到了这一行的重视。他就自然的过来和我们碰了面，看了我们的演出。他从学校毕业正式回来干这一行的时候，他就回来要和我们合作。他回台北的第一个戏，是在我们剧团做导演。后来他成立自己的剧团，让我们兰陵剧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他搭档。我和李国修、李立群就一起过去，一直是好朋友，彼此有一定程度的相知相惜。

T：你和赖声川合作了《暗恋桃花源》，饰演江滨柳，这个角色很成功。在你之后的发展中，江滨柳这个角色有没有束缚你的发展？

J：还好，不会。在那种集体创作的过程里，演员和角色有相当程度的交集，很多台词来自于本人当下的脱口而出。比如很多台词属于我创造的，但这个语言变成别的演员来演的时候，失去一种韵味，所以有人就戏称金士杰这个江滨柳会是永远的江滨柳。一来是因为原创，二来也因为我演他的时间很长很长。江滨柳的某一部分就已变成金士杰的一部分，他很像某一部分的自己，我们相处关系还好。

T：除了戏剧，你还有其他什么爱好吗？

J：篮球。我每天早上10点起床，看两个小时NBA。我想过这样的画面，当我在人世间快要咽气的时候，我正在看NBA，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是愉快的。这样死亡不会变得太严肃，又或者你和我在说笑话，那笑话没有说完。我快咽气了，你抖包袱还没抖，哎呦，气停了，这也不错，我的表情会显得是笑的。我们有一个传统总是会想，我死亡的面孔一定不好看，全世界的都不会好看，一种遗憾，一种不舍、一种疼。假如你听包袱听一半，哎呀，来不及了，表情会是有趣的。告别的时候别人绕着你灵位一圈子，想着这个脸咋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T：在这个年龄段，你有没有很强烈的时间紧迫感？

J：对孩子会有，对其他没有。对家人包括年老的父母亲，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我会想用我的生命再乘以二，多陪陪他们。对于艺术我没有紧迫感。在艺术上，我就像一个学生。我以读到书为满足，不会觉得我还没读完四年级我就要挂了，我还没读到六年级、大学我的生命就要完了。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体悟。

T：对孩子的观察对你的戏剧创作表演有没有帮助？

J：讲观察还不如说是看，就像你种了一株兰花，你天天看，你不会去摸它吃它。你光看它就很舒服，你还舍不得不看。小婴儿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困死了，睡眠严重不足，就是没关灯，看他们睡着后的脸，能看他们很久，那感觉像疯狂的谈恋爱一样。就一直贪看。

T：有没有想过以后让孩子进入戏剧这个行业？

J：我还好，他们做任何一行我都没有限制，也没期望他们要干我们这一行，他们可以是动文笔的，在厨房炒菜的，也可以是在音乐殿堂拉琴的。而戏剧对我来说是重新翻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动作，现实生活是无法满足人的，生命不止于我们肉眼看到的，我们必须到艺术世界去开创更广大的世界，戏剧要挖掘一个更深入浩瀚的宇宙和世界。

T：有了孩子之后，你的生活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J：它们不同在于表面的状态不一样，同在对生命的绝对服务。即使现在我玩孤独英雄，玩浪漫派，愤世嫉俗都可以。但我为孩子而买房买车的时候，我也是忠实的生命服务者。

T：你曾说辛格笔下的金宝一辈子跟苦难打交道，甚至把自虐当做一种骄傲来玩，喜欢这个有些愚笨却不傻的人。到现在你还持这样的观点么？

J：那是一种生活的描述，有点阿Q，叛逆，我多多少少有点宗教狂。年轻的时候，宗教倾向很严重的时候我想当个苦行僧，我以受苦作为我这一生的职业。因为我找不到别的方法活下去，因为这个世界很混蛋。我活在一群混蛋之中，我还微笑，穿西装打领带。任何行为都带有一种跑不掉的自虐气氛。

T：现在还想做苦行僧吗？

J：身上如果有很多抽屉的话，有一个抽屉还是有的。有时候有些部分不一定得见天日，不见得需要落实。它也会潜移默化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它就是某一部分的你自己。

T：你从事戏剧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你感觉中国整体戏剧环境有了什么变化？

J：时代是在进步的，大家的眼界比以前开阔。大家能从舞台、电视、电影上看到比以前丰富的戏剧世界，更了解戏剧。

作者：王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