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

刘兰芳在其从艺60周年暨《岳飞传》播出40周年专场演出现场表演精彩节目

　　刘兰芳从艺60周年暨《岳飞传》播出40周年座谈会和专场演出不久前刚刚结束，今年75岁的刘兰芳随即奔赴山西参加另一项活动，5月29日回京短暂停歇两天，马上又要启程，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演出，热爱她的老少粉丝们还在翘首企盼……“我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才有今天的荣誉，更感谢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多年来对我的支持与厚爱。”回顾一甲子的从艺生涯，刘兰芳说自己打心眼里感谢中国文联在培养新人、提拔新人上的努力和贡献。

　　“我是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培养的干部”

　　“我是1959年加入的鞍山曲艺团，只有十几岁，当时就知道说书，虽然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甚至有些地方都能倒背如流，但是要说真正开阔视野走出去是在1963年。”刘兰芳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的领导陶钝前来参加辽宁省新书好书座谈会，同时观摩演出的新节目，“当时我还小，唱了一段东北大鼓《姑嫂救亲人》，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姑嫂救伤员的故事。那时是到沈阳参加演出，演出之后聆听陶钝同志的发言，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当时我没那么高知名度，算是年轻的后起之秀。”

　　“文革”期间，曲艺事业备受摧残。直到1972年，刘兰芳才又开始说演故事，从《红心巧手拉单晶》开始，“结果我一演就红了。你想，我有15年的表演基础，要说个小段，能不好吗？”此后，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刘兰芳先后在广播电台录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等多部评书，“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再次推上舞台，我才有了名气。”

　　等到1979年，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几乎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当时是百家电台同时播出，不管是天山脚下还是漠河、广州，我还到过云南思茅演出。”刘兰芳回忆说，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知道这个事后，就派人到辽宁，“先到鞍山来考察，他们工作做得很实，就是要看看我演得如何，结果我一演完，又满场了，他们很满意。之后中国曲协就决定，把我调到北京进行示范演出，同时开座谈会。”

　　此前，从未进京演出过的刘兰芳，先是到北京示范演出三场，结果又是场场爆满，随后召开座谈会，在京的曲艺名家、评论家以及研究宋史的专家悉数到场，“大家提了不少的建议和意见，对我来说终生受用。”刘兰芳记得，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时任中国曲协副主席的侯宝林，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之后担任过中国曲协主席的骆玉笙等，都给予她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又到了南京做示范演出、开座谈会，完了到杭州，后来到上海，到哪儿都有老艺术家陪我演出。上海之后，我的评书艺术才畅通大江南北，人们说我是‘全国粮票’，也就这么得来的。这是我没调到中国曲协工作之前，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对我的培养和支持，一辈子忘不了。”刘兰芳动情地说。

　　上战场，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为了栽培我，还通过陶钝同志写了21封信给我，这21封信里表扬不少，但多半是批评指示，如指示我没念过大学，一定要去念大学，结果因为工作繁忙，我没做到。然后，又让我到部队去演出，上战场，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刘兰芳说，特别难忘1986年，正是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她向上级组织请示到前线去演出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当时去了35个昼夜演了45场，其中30天在广西法卡山和云南老山前线，炮声隆隆的时候，我们到那儿都不敢用军车，租老百姓的车去演出，很受教育。”

　　在前线，刘兰芳看到有的战士因为长期待在“猫耳洞”里，得了夜盲症，“也吃不着蔬菜，只有压缩饼干”。甚至轻伤不下火线，还坚持战斗。根据耳闻目睹的英雄事迹，她编写了战地见闻《老山精神光照华夏》，向中国文联作了汇报。“回鞍山还作了一百多场报告，终身受用。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如果不到老山前线，我和我先生也写不出后来参加汇演得奖的评书《姑娘万岁》。”

　　1995年，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河南平顶山举行，刘兰芳的演出引起时任中国文联领导高占祥的注意。“1996年我就调任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了，可以说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的领导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提拔人才，不行的时候推你一把，有了名气再推你一把。”刘兰芳觉得，正是这些德艺双馨的中国文联、中国曲协领导始终作为桥梁和纽带，把像她这样在基层打拼37年的文艺工作者不断引上正路，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支持各地曲协的工作是分内的事”

　　调任中国曲协后，刘兰芳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她不仅想着自己的演出，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做好中国曲协工作，如何更好地支持各地曲协的工作。

　　1998年，时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宁夏文联所属各协会有的出书刊、有的办展览、有的搞演出等，各显其能来庆祝，尽管没有相关经费保证，却一个个都不甘落后。当时，宁夏曲协决定在宁夏的边远矿区石嘴山搞一场深入基层的演出。那地方很少有文艺团体光顾，大家就想，如果我们能以协会的名义，请几位曲艺名家到那里为一线的矿工和家属献艺，一定会很出彩。当时为了筹集演出经费，宁夏曲协费了好大劲，也没跑来几个钱。宁夏曲协名誉主席郭刚回想起那段历史时说，那时候，宁夏是老少边穷地区，拉赞助非常困难。尽管没几个钱，活动还得搞，怎么办呢？

　　说来也巧，就在宁夏曲协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国曲协通知去开工作会。郭刚就主动找到刘兰芳，向她进行汇报，希望得到中国曲协的支持。郭刚把演出打算和跑赞助的困难一说完，刘兰芳当场表态：支持各地曲协的工作是中国曲协分内的事，我去宁夏演出，你们确定了时间提前告诉我！那次演出活动非常成功，当时宁夏的媒体用“盛况空前”“万街空巷”来形容，石嘴山矿区的职工和家属在家门口看到著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兴高采烈。

　　其实，这只是刘兰芳支持地方曲协的一个小事例，她积极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为民服务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刘兰芳看来，只是她作为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所做的分内之事，她是在积极履行中国文联和中国曲协的职责。

　　“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走过很多地方，至今下基层演出5000多场。”对于褒奖，刘兰芳常常是微微一笑，始终认为这都是她义不容辞的。

　　“曲艺说书人就是要接地气”

　　从1996年开始任职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以来，刘兰芳先后担任过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等众多职务，然而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近年来她还担任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文联主席。

　　“有人问我，你怎么到街道文联任个主席呢？我听完之后觉得这没什么，因为我们曲艺说书人更要接地气。”刘兰芳坦言，国家是由一个个村落街道组成的，没有这些基层组织就不能成为强大的祖国，“麦子店街道文联也是人民团体，只要我能为基层服务，不管是全国的、省的、市的或区的，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无论身在何处，一个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我过去常年在基层演出，几万人的露天广场、几千人的体育场都演过，几年以后我怎么办？”刘兰芳曾在红极大江南北时问陶钝，“陶钝同志对我说，第一念大学，第二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你要走遍全国县城，他说的就是下基层，每个县待5天，你是不是能走20年？你有20年时间为基层服务，老百姓欢迎你，这不就是你的前途吗？”刘兰芳至今不曾忘却，也一直用行动践行着。“就是接地气，时刻想着观众、想着人民，所以我们很早就提出来‘送欢笑下基层’，好些名人都积极加入我们的演出队伍，我很感激。”刘兰芳说。
 作者：赵志伟


 

一人一桌一折扇，说书讲古劝人方

——专访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

　　

刘兰芳接受专访  赵志伟 摄

　　1980年，中国曲协举办评书《岳飞传》座谈会，侯宝林主持

　　2008年，刘兰芳在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上演出 张满堂 摄

　　1987年，刘兰芳在山东惠民县胡集书会上演出 王印权 摄

　　从1959年考入辽宁鞍山曲艺团，到2018年2月刘兰芳艺术馆在河南宝丰开馆，再到同年10月刘兰芳艺术研究中心在辽宁鞍山师范学院落成，至今整60年。一甲子春华秋实，一如她工作日程表上密密麻麻的各种演出、讲座、出差安排，硕果累累的背后凝聚着一生的勤奋与智慧。“我的先生王印权，对艺术档案情有独钟，我写的每一页纸，哪怕只有几个字，都被他收集起来，一本本装订，摞起来比我要高得多得多。”今年75岁的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自小接受曲艺熏陶，名字也从刘书琴到刘季红再到刘兰芳，经历两次更名，到如今播讲50余部评书，已然是博采众长而后自成一家。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依然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我没那么大能力，只能是说书讲古劝人方。

　　“多写书、说好书，为观众服务”

　　比如我说《岳飞传》，说一段、唱一段，为什么呢？鼓板一敲，咣咣咣一响，观众听见就进来了。你一个人若只在那儿说评书，就不能咣咣咣地拍醒木。

　　○中国艺术报：您从艺至今60余年，依然宝刀未老，还常常深入基层参加各种演出活动，不知有何秘诀？

　　●刘兰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刘兰芳今天的名气；没有这么多观众，也没有《岳飞传》的重生，感谢改革开放这40年。特别是2014年10月15日，我有幸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既觉得光荣，同时又觉得担子很重，也深深地感到作为文艺工作者——一个说书人，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亲耳聆听他的讲话，对于我来说，就应该继续努力说好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我从艺是1957年开始的，当学徒。进单位是1959年4月，一直从事曲艺工作。曲艺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小花，评书又是曲艺百花园中的一枝花，但是它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有2000多年历史。说书有两种，一种是长篇，一种是单段。我们指的说书人是说长篇。一部长篇书，每天说两个小时，要说三个月，甚至五个月。在北方，都是这样来说书的。所以，要求你能够有即兴创作的东西，学起来不容易，当学徒很难。时至当下，河南宝丰建了个刘兰芳艺术馆，鞍山师范学院建了个刘兰芳艺术研究中心，我很感恩，感谢领导、观众以及专家的厚爱，给了我这个殊荣。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我没那么大能力，只能是说书讲古劝人方。说书是什么，讲故事，我就是讲中国故事的，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一些忠孝、仁义、诚信等，从中寓教于乐。我也没想到，这些东西能留下来。我的先生王印权，对艺术档案情有独钟，我写的每一页纸，哪怕只有几个字，都被他收集起来，一本本装订，摞起来比我要高得多得多，现在都进艺术馆了。

　　宝丰有个延续700年历史的马街书会，我的评书《岳飞传》播出后，一下子有了轰动效应，就叫我到马街去赶书会。30年来，我去过16次，把宝丰当作是第二故乡。直到现在，每次我去宝丰演出，观众永远是欢迎，我很感激，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宝丰县建立这个艺术馆，我捐献了5000多件东西。对于我来说，其实做得还不够，今后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努力，多写书、说好书，为观众服务。

　　○中国艺术报：据说您打小跟母亲学唱东北大鼓，后才拜师学说评书，其间有何缘由？

　　●刘兰芳：我是母亲带大的，从小在姥姥家，两个姨母都是唱东北大鼓的，大姨传给二姨，二姨传给我母亲，她12岁就唱东北大鼓，唱了20年，带着我的姥姥、傻舅舅和我，挺不容易的。那时，国家也很困难，一大家子人就是在风雨飘摇中生活。我相信大河无水小河干，因为养家困难，我母亲唱到32岁就不干了，她开始教我们唱，从小抱着就唱，连我那个二妹妹不大点时，她也会唱，弟弟也会唱几句。她这么教，我就这么学。然后，东西屋里我的姨母再教几段，再加上我二姨家的哥哥是弹三弦的，二姨家的姐姐是唱东北大鼓的，受这种熏陶，自然而然就开始学唱。等到我读中学时，家里实在困难，养活不了了，于是我在中学二年级毕业准备读三年级时就辍学了，当学徒去了。跟杨丽环老师学唱西河大鼓、拜师，这是1957年，正是“反右”前夕。

　　因为我东北大鼓的底子打得太深了，学西河大鼓、学三弦是有遗憾的，遗憾的是什么呢？有口音，稍微困难，但也没事。主要是由于“反右”，听书的人少了，杨老师家里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加我是四个孩子，就她一个人唱西河大鼓，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尤其她的老伴，因为“反右”运动，回家歇着了，他也没有能力再找工作，也靠着杨老师。实在养不起，我就回家了，这就是1958年。回家之后，我就跟姨母学。哥哥有三弦，能弹，我就学唱。然后，到辽阳的杂技团帮忙去。那时候，我个子挺大，给人家当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有时，垫个小段。由于有这个基础，到1959年就考入鞍山曲艺团，正式进了单位。

　　○中国艺术报：为什么后来改说评书？

　　●刘兰芳：不叫“改说”，我进入鞍山曲艺团时就是“长书”演员。评书中的“长书”也叫“长书队”，什么是“长书队”呢？里面包括西河大鼓、东北大鼓，还有评书，是说说唱唱。男的说评书，有气力，一般来说没有嗓子的人才说评书，因为五音不全。女的五音全者，都是唱大鼓连带说书的，比如我说《岳飞传》，说一段、唱一段，为什么呢？鼓板一敲，咣咣咣一响，观众听见就进来了。你一个人若只在那儿说评书，就不能咣咣咣地拍醒木。另外，唱大鼓有间隙，我们叫“过门”，铛铛铛铛铛，说书的在这时候就闲一阵。咣咣咣咣，一张嘴，岳飞他带着人马往前走，哒哒哒楞的愣的哒……举目抬头看分明……那时候，我十几岁就上台了，当然是说说唱唱，而不唱了就是评书，可是女的难免如此，光评书是抓不住观众的，必须会唱。当然，有些男的评书演员也会唱。

　　后来，为什么不唱了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已经说“长书”好几年了，没想到遇上“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的先生是广播电视台的，后来到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当记者，我跟着也就不用下乡了。当时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不下乡怎么办？回家围着锅台转，但是不甘心，又因为我有15年的工龄，有关部门就给安排工作了，给送到工厂去当电镀工人，包括学元素周期表等，从头学起。再后来，有人觉得不能叫刘兰芳这么干，就叫我到工会，抓工会的演出队。正好赶上会演，我先生写了个《红心巧手拉单晶》，单晶硅曾是我们国家的弱项，那个年代拉出来了，那还了得，写了个小段，结果我一演就红了。你想，我有15年的表演基础，要说个小段，能不好吗？

　　通过一次会演，看到我的能耐，上面就把我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那儿干什么呢？讲革命故事、说拥军故事。那阵子，没有唱大鼓的，没有弦师，都被下放到乡下了。之后，鞍山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编辑跟我说，你就讲故事呗，来电台讲。我说讲什么？他们说就讲《海岛女民兵》，还把小说拿来了，结果《海岛女民兵》一播出来，很受欢迎。之后，我一共播了七部书。

　　《岳飞传》红了，

　　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因为“文革”十年浩劫，很多文艺节目没有了，评书《岳飞传》一下子出来，大家觉得新鲜，哎哟，怎么有这么好的故事，讲岳母刺字、岳飞孝顺、尽忠报国、忠心耿耿，岳飞的弟兄们讲义气、讲诚信，包括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是岳飞提出来的。

　　○中国艺术报：1979年为何要讲《岳飞传》？

　　●刘兰芳：七部书录完之后，效果好。然后，鞍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编辑就说，你录一部传统书，我说那录啥呢？说想一想，我说我的书道子，什么叫书道子？就是书的梗概、提纲，我有一大手提袋，都是手写的，可惜“文革”时砸“四旧”，被我家先生烧炕了，气得我大哭一场，那是我用心血写出来的东西。叫我说传统书，说什么呢？正好我们单位有个图书馆馆长，找了本钱彩（清）原著《说岳全传》，说你看有用没？我说那好，给我吧，咱就说这个。就拿这个脚本，32开本的，就这么一小沓，我们就得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又因为它是半文言文，真要那么念，谁听呢？就得重新改编。就从这部书开始，再根据我的记忆，就把《岳飞传》改出来了。说完之后，没想到有轰动效应，因为当时电台也少。电台是这样，当时全国各地的电台都有互相交流，每年举办年会，年会的时候把各家的东西摆到这儿，谁得票率高，就先录谁的，《岳飞传》一下子100%得票，这100家电台都录制，这样全国都一个声，全是《岳飞传》，没想到就红了。当时我录书还算业余的呢，早上起来，8点钟到电台去录书，录到12点回家，回家洗洗脸，12点半多，到茶馆说书去。说《明英烈》《朱元璋》，说两个小时。当时一天不上班，就没有工资。生孩子歇40天，这40天没工资，家里怎么活？然后就赶紧说书，好养家糊口。《岳飞传》也如此，电台录书还算搞副业，那时还有“左”的思潮。一段书给三块钱，那个年代一块钱交给单位，一共360元，最后单位得了120元，我得了240元。因为是广播，那时叫广播小说，不叫评书，叫广播小说《岳飞传》。

　　因为这个有了名，所以在外面演出，我就都是说评书。就在我录《岳飞传》说评书的时候，同时在茶馆里还唱《呼家将》。电台说书有了名气之后，就不再唱了。那些年，临到会演了，我就唱大鼓；一到电台，我就说书；若到茶馆，就说说唱唱。所以，我的嗓子是练出来的，由于有唱的基础，说书嗓子不哑，有优点。

　　○中国艺术报：这部评书带给您巨大的社会影响和荣誉，而今回头来看，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所造就，其实也与您的播讲以及和王印权先生的合作整理或者说恰当的艺术处理密不可分，比如说大胆增删、古事今说？

　　●刘兰芳：这么讲，《岳飞传》红了，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其他艺术家成名也如此。第一，我占了天时，因为“文革”十年浩劫，很多文艺节目没有了，评书《岳飞传》一下子出来，大家觉得新鲜，哎哟，怎么有这么好的故事，讲岳母刺字、岳飞孝顺、尽忠报国、忠心耿耿，岳飞的弟兄们讲义气、讲诚信，包括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是岳飞提出来的。有一个军人的战马把人家草房的草吃了，岳飞处罚他。老百姓一旦听到这些，觉得新鲜，怎么有这么多好故事。另外，有传奇性。第二，是地利。我是东北人，满族，东北人的普通话稍微改一改，可以唱通大江南北。我吐字清楚，声音入耳，曲艺大家陶钝先生曾说刘兰芳讲什么都热闹，因为说书的年头多了，到我嘴里的书都热闹，什么叫热闹？实际是我内在好，甭管生旦净末丑，只要我一张嘴，很快就能进入人物角色，跳进跳出快，声音控制得好，所以观众觉得不错。当然，那个年代说书不如现在好，那时候我还太年轻。第三，是人和，老百姓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老百姓喜欢，你讲的东西大伙儿又都能听明白，所以《岳飞传》一出来，就火了。陶钝先生说《岳飞传》是好书。

　　○中国艺术报：有人说，这是您评书艺术成就的巅峰之作，您怎么看？

　　●刘兰芳：是成名之作，巅峰之作不够。成名之作让人们印象深，我真正说得好的，是后来的《杨家将》《朱元璋》这两部书，包括《呼家将》。《岳飞传》经过我们删繁就简或增移，一些情节就变得合情合理。有些地方，是我从戏曲那里移植过来的。还有些地方，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历史写的，过去的岳飞传上都没有，所以删改增补，我和我的先生做了很多工作。

　　单段走点“袁派”，长书走中间道路

　　南方的观众认可我，为什么呢？南方人说书讲究戏剧动作，北方说书人一看，那不是唱戏吗？然而南方人说书就要这个，你要没有，就说你没有手面。

　　○中国艺术报：有评论说，袁阔成先生儒雅沉雄、单田芳先生嗓音独特、田连元先生机智诙谐，您怎么看？您自己的评书艺术有什么特色？

　　●刘兰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长，袁先生并不是儒雅，他年轻时候打飞脚，两只大眼睛，“啪”地一个飞脚，你是没见着，不是儒雅，是帅，他是帅气。要讲单段，他最帅。讲单段袁阔成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我们要向他学习。我走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因为我的师爷是赵玉峰，属于偏戏剧性的。单田芳以前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在一块说书是前场后场，他比我大9岁，但他是1956年进团的，我是1959年，艺龄就差3年。他夫人说书，他跟她学，后来也跟我的师爷学。单田芳因为声带小节嘶哑，观众耳熟能详，倒成一派，他的评书通俗易懂，最接地气，尤其深受出租车司机的喜欢。田连元说《杨家将》等，男人说书一般说“三国”“水浒”等“光棍”书，各有千秋。

　　我呢，单段走点“袁派”，长书走一条中间道路，向南方的评话学习，所以南方的观众认可我，为什么呢？南方人说书讲究戏剧动作，北方说书人一看，那不是唱戏吗？然而南方人说书就要这个，你要没有，就说你没有手面。

　　○中国艺术报：《岳飞传》引起轰动后，对您本人后来的事业或艺术发展有多大影响？

　　●刘兰芳：这要感谢中国曲协，感谢辽宁省曲协。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的陶钝听说鞍山有这么个人，红得不得了，想知道这人到底真红还是假红，还特意派人给我组织一场演出。完了先问，形象怎么样？说形象挺好。红吗？红。这样，调到北京来演、开研讨会。这个关过完后送到天津示范演出，有老艺术家陪着，主持人是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天津演出结束后，送到南京开研讨会、示范演出，完了到杭州，为什么到杭州？杭州过去称临安，岳飞死在那儿，风波亭在那儿，继续示范演出，再给提意见。完后到上海，最后去的广州，一路都有知名艺术家陪着演，这才畅通大江南北。看完人家找自己的不足。这招好看，学过来；那个也好，偶尔用一下，有何不可？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中国艺术报：您善于学习，能够博采众长熔于一炉。

　　●刘兰芳：现在也学，看人家的，或者谁提意见了，当时难受、脸红，那是永远的纪念，记一辈子，把它改了。比如，原来说书快，那就慢下来呗，结果现在一慢下来，我先生说，你没有当初那个爆劲儿。我说，那样做年轻人习惯，可老先生觉得不沉稳、不入耳，二者要兼顾，不容易。

　　要知道，只要学习就会有进步

　　我去演出、讲课，也是一种带学生的方式。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再收徒了，但我的徒弟在收，徒弟带徒弟，这叫传承。再一个传承就是，多写书、多演出，扩大观众面

　　○中国艺术报：您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仍在学习，到扬州学扬州评话，到河南拜访英雄模范人物，参加书会也如饥似渴地向民间艺人学习。

　　●刘兰芳：那就是借鉴。比如说，我们这边抖枪，“啪”地一抖枪，是这么抖。等到南方看演出后，“啪”……它这么走，你看这玩意儿能扎人吗？就是好看。你要知道，只要学习就会有进步。

　　○中国艺术报：包括您1996年到中国曲协工作后，虽然工作很忙，学习一直没有间断。

　　●刘兰芳：到了中国曲协之后，我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差距，但有一点，8小时上班时间，我绝不违纪，准点上班、下班，剩下的时间才是我的，可以干别的活。因为我担任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不外出参加演出了，但是说书不能撂，每天5点下班之后，我看书、写书，利用节假日时间录书。

　　○中国艺术报：您在当鞍山曲艺团团长后，为了管理，曾到鞍山党校学习经济管理的大专课程。到中国曲协任职后，又考取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刘兰芳：我来北京之后，进中央党校培训半年。之前，在辽宁读了大概三年，算专科，不是全日制的。到中国曲协以后，我发现分党组一开会，我是大专，人家都是本科、研究生，我一想自己都没有本科学历，不是给咱们曲艺界丢人吗？咱也念一个。更主要的是接触这方面的人，跟人学习，前后三年吧，获得了研究生学历。

　　○中国艺术报：您是学无止境，而如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传承人，在培养徒弟或学生上，有什么心得？或者说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刘兰芳：到中国曲协之前，年轻时候收的徒弟多，后收的一批口头上同意了，但没有拜师，真正的后学的没有几个，也就是三四个。他们中很多都是一级、二级演员，拜在我的门下，有机会叫他们参加演出，“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给他们锻炼的机会，这是一。另外，师父不是要授业、解惑吗？就像昨天，我的一个学生来了，是一所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过去是音乐理论专家，可是当了副院长，政治素质就要好，应该学什么、做什么？点拨一下，他说对，我是得学。还有，比如说辽宁省办曲艺班，我去演出、讲课，也是一种带学生的方式。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再收徒了，但我的徒弟在收，徒弟带徒弟，这叫传承。再一个传承就是，多写书、多演出，扩大观众面。比如，你去点那个喜马拉雅（音频分享平台），我的听众有一两个亿。

　　不过，年龄大的学不了，也许你的脑瓜很活，会讲故事，讲得也很传神，可是你的嘴皮子练不出来，它得是从小练，从娃娃抓起，真爱好这行，才能行。

　　○中国艺术报：风雨兼程60年，您经历过“文革”，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中浴火重生，现今又赶上了新时代，但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您始终都在用说说唱唱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近几年来一直参加“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刚录完66集的评书《彭大将军》，还要录制80集的历史评书《大汉刘邦》。您是如何葆有如此旺盛的演出和创作精力的？

　　●刘兰芳：我75周岁了，身体也不好，为什么还能够坚持？一个原因是这一行学得太不容易了，扔掉可惜，现在还没人接我的班。二是，观众的掌声是对你的激励，不干了总觉得可惜。另外，是有需要，比如说评书《彭大将军》是湘潭那边主动邀请我讲彭德怀，人家信任你。再比如，“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我从第一届就开始参演，到去年是第六届，12年了。第一届我播讲了54个全国道德模范，第二届是“深山信使”王顺友，第三届是全国道德模范王茂华、谭良才的感人故事，第四届是武汉“割皮救父”的刘培、刘洋，第五届是见义勇为模范秦开美、王林华，第六届是“中国核潜艇之父”——敬业奉献模范黄旭华。按道理到这岁数，背稿费劲了，吃老本得了吧，可为什么还要背？感恩国家、感恩社会，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40年，就没有我。如果是为钱，绝不参加“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这是国家对你的厚爱和信任，你有这么点能力，就要更好地为观众服务，为宣传全国道德模范服务，也应该向道德模范学习，这绝不是口头的。

　　○中国艺术报：对于曲艺新人，他们怎么做才能达到您这样的成就？

　　●刘兰芳：他们得跟着听、跟着看，比如我录书，你得坐这儿守着我，听这么两三部书，就明白这书怎么改的，得有扣、有悬念，不听不行。另外，我演你要盯着瞧。得先继承传统，然后改革创新。我也想有个好接班人，然后跟着你走。过去讲究三年学徒、一年效力，四到五年才出徒，现在很难。

　　○中国艺术报：是不是也挺遗憾的。

　　●刘兰芳：也不遗憾，也有好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也有两三个不错的，但现在北方长书不行，因为学单段马上就能演出挣钱，说长书不是一日之功。后继应该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将来应该会有比我还好的。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赵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