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晖
马晓晖
马晓晖：我国当今最优秀的民族器乐(胡琴)演奏家之一，上海民族乐团首席。曾获1993年第15届上海之春音乐节新作品演奏奖；1993年首届上海十佳优秀青年表演艺术家提名奖；1995年及1999年宝钢杯高雅艺术优秀表演奖；1998年赢得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1BC)“1998／1999年度国际杰出女性”、“千年国际杰出女性”提名、20世纪杰出人物及终生成就奖；1999年1月被加载“世界名人荣誉厅”(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并获得美国传记研究院“终生成就奖”、“国际使者奖”以及千禧年杰出女性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字誉国内外、年轻而又美丽的二胡演奏家，马晓晖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之路以及对爱情的独特感悟。下面便是这位杰出女性的内心独白。
初恋时:我对爱情的理解是那样青涩。
我出身在大学校园里，父母是西南交大的理工科教授，同时也是音乐发烧友，各种乐器都会一点。但我的表现却让父母失望：我喜欢小提琴的外形，可当我把小提琴架在肩上，就觉得歪着脖子拉琴实在不舒服；我又觉得手风琴有种魔术般的效果，可一旦琴放在腿上，又感到它实在太重。就在我为自己学不成乐器而苦恼时，突然在父亲手里发现了二胡。二胡实在太简单，一个小小的共鸣筒、两根弦、一张弓，搁在腿上，一点儿不吃力，运弓时很潇洒。我想就学这个了。从此，我的命运便和二胡紧紧地连在一起。
13岁那年，已学拉二胡7年的我顺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去上海之前，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说，女孩子一个人离家求学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自尊自爱，平时走路时目光平视再稍稍向上一点点，不能随便和男孩子说说笑笑……
母亲的话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一直牢记她的话，因此被男同学暗地里叫做”冷美人”。7年校园时光飞快地流逝，直到20岁那年才迎来人生的第一次恋爱。
音乐学院常常会为学生提供一些演出机会。那年暑假，民乐系要下乡慰问演出，随团的还有一个摄影师，长得颇像费翔，风度翩翩，很受女同学青睐。一路上，他几乎成了女孩子谈论的焦点，偏巧他就坐在我身边。女孩们都羡慕我，我却显得不屑一顾。
回校后，他真的开始追我，而我居然也不讨厌他，我们交往着，却是那种连手都没碰过的朋友。可这件事还是让老师知道了。"为了帮助我，让我的心思集中到练琴和学习上，尽早出成绩，老师便与我谈心。可惜老师的苦口婆心却造成了我的逆反心理，我们真的好上了。回想起来在我与他的交往中其实真的是快乐多多。我们每个星期不过见两次面，见面后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电影。虽然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告诉我的那一些，但我丝毫不怀疑他。
有个星期天，我和同学一起到南京路逛街，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暴雨。我便提议到他上班的电力大楼去躲雨。
谁知我们被门卫拦在外面，说是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当时我简直懵了。
再见到他，我非常不开心，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后，希望他能原原本本地说明究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他支吾着说，他曾被电力局借用过一段时间，但事实上现在还在闵行上班(当时上海的区域概念并不像现在这么大，闵行是相当偏远的郊县)；他也不是大学生，只不过毕业于上海电力学校，是个中专生。
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他的坦白让我泄了气，决定和他分手。当时他并没有太强烈的举动，可第二天，我的同学却告诉我：昨天他和朋友喝酒时醉了，他边哭边说“要是晓晖不和我好了，我还不如去死”之类的话，还当真躺在了马路上。听完这些话，我也忍不住哭了，动了侧隐之心，毕竟我们是相爱过的朋友。
我放弃了分手的想法，而结果只能牺牲我自己的未来。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是多么天真和幼稚，可当时我却为自己有了这样的决定而感到崇高。我真这么做了，但多少有点自怨自艾，和他在一起时，也没给他什么好脸看——毕竟那时我们都还太年轻，对爱情的理解是那么青涩。
也许是为了要在我面前树立起男子汉的气魄和形象来，他告诉我他有了出国深造的打算，现在首要的事情就是准备考TOEFL。为了他的学习，那一阵子我们见面的次数比原来少了很多。他考试的那一天，我很早来到他家门口，想让他看见我在这里等他，这样多少能创造一些浪漫的气氛。
然而当我来到他家时，却发现门虚掩着，他正在与一位女孩子愉快地对饮，桌上还放着几碟小菜……我认识那个女孩，是他过去的同学，一直默默地、恋恋不舍地追求着他。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爱，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伤心。那真是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自尊心严重受挫了。我觉得我牺牲了自己才与他继续保持恋爱的关系，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分手似乎并没能让我感到一种解脱，而是痛彻心肺地觉得我的初恋真的被毁于一旦了。
很多年以后，他当真与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并去了美国。而我现在也很能理解他与那个女孩子交往是为了使我的影子在他心里慢慢地淡化，他要挣扎着浮出海面。其实当时对我来说，离开他或者好好爱他都会是不错的选择，但我恰恰错在不离开他又不好好爱他。我那时确实不懂爱情。柏拉图式的恋爱：我漂泊的心似乎找到了停靠的港湾
只是这样的痛苦并没有压在我心上太多时间。1987年夏天，我分到上海民族乐团，不久接到通知年底要随团赴新加坡演出。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于是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排练中去。我的心渐渐地明朗起来，不再有时间回忆初恋留下的痕迹。
我开始了二胡独奏的艺术生涯。1988年，我首次赴香港演出，首演大型二胡协奏曲《莫愁女》，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著名乐评家司徒敏清以“马晓晖琴韵令人醉”的标题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对自己有了信心。1991年初，我接到香港方面的邀请，参加一场胡琴音乐会。正在成长的人自然不想放过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可是，当我来到香港，才发现这场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定名为“中国胡琴王中王”，被邀参加的只有3个人——北京的胡琴前辈、实力雄厚的大师刘明源，旅居日本东京、备受国际乐坛青睐的高手姜建华以及身居上海、差不多是胡琴界最年轻的选手的我。因我是一个新人，香港观众自然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我。我面对的是大师级的人物，这样的参与反而使我的心里没有负担。于是我特地选择了一些风格迥异的曲目《河南小曲》、《忆秦娥》、《雨打芭蕉》、《葡萄熟了》、《兰花花叙事曲》等，演奏时也显得轻松自如。谁知香港各大报刊的专业音乐评论对我的演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音色甜美令人醉，现场演奏比录音更有感染力，年轻的马晓晖一鸣惊人。”
载誉回到上海后不久，有一次在马路上我偶遇了著名作曲家杨教授，他刚从国外讲学归来。因为以前我们就认识，又多年末见面，便聊了一些自己的情况。碰巧那时我正在准备“上海之春”音乐节的独奏节目，邀请他来看演出，他也儒雅地点头：“若是有空，我一定来。”
音乐会前两天，我寄了两张票给他，他当真来了。我演奏的是《河南小曲》，演出的时候我沉浸在二胡的氛围中，根本没时间和他交流。过了几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看过演出后，觉得我的演奏音色浓郁，表现力丰富，久久不能忘怀，“小马，你的音乐令我感触很深。你如此年轻时尚，我根本没想到你演奏的《河南小曲》是那么干净、奔放、土得掉了渣，很过瘾、很大气。”此时，杨教授正在创作根据民间乐曲《江河水》改编的长约18分钟的二胡与交响乐队合作的二胡协奏曲《悲歌》，“他说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器乐演奏者来说，与杨教授合作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我更是莫大的惊喜，我的心里别提多开心。也是因为这次合作，使我和杨教授有了很多的接触。有一天，杨教授来到我乐团的琴房，为《悲歌》定稿再次与我商讨。在我们谈话的间隙，他环视四周、看到我挂在墙上的一些小照片，饶有兴趣地问：“这些照片都拍得不错，为什么不把它放大后，再挂出来呢?”我随口答道：“照片大多是记者拍的，我没底片。”
杨教授想了一下说：“要是你放心的话，就把照片给我，我来帮你翻拍。”我一愣。杨教授见状，微微一笑，“你不知道我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首次演奏《悲歌》即引起了各方面的瞩目，我更是深深地爱上了这首曲子，因此只要我有出访的机会，就会推荐它。有一次，我出访加拿大时，为了和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悲歌》，甚至打了国际长途电话回来向杨教授要乐谱。
我在加拿大足足三个月的巡回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加拿大的一些报刊将我称为“二胡魔女”、“二胡女圣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当我带着成功的喜悦从加拿大回国后，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眼光。我觉得很奇怪，便把自己的感觉与好朋友交流。朋友沈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杨教授已经离婚了，原因就是为你。”
我完全不明白朋友说的意思，再三追问，才知杨师母在杨教授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我的照片，非常不高兴。他们夫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冷战”与“舌战”的交织战斗中，这下可让她抓到了“把柄”，于是大闹天宫，我“插足”于他们家的故事便在我去加拿大的这几个月里闹得沸沸扬扬。听朋友说完这一切，我沉默了，委屈的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事实上在我与杨教授交往的这段时间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杨教授的家庭矛盾，若是知道、也许我还会更注意一些。但我和杨教授的交往是那么纯洁和正常，除了音乐，还是音乐，从未言及其它，却还是莫名地蒙受不白之冤。
杨教授打来电话约我见面，彼此第一次感到有些尴尬。他只说：“晓晖，对不起，把你牵进去了。”我那委屈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从那时开始，也就是1992年年底直到1996年，我拒绝演奏他的任何作品，虽然我的心里是那么喜欢这些作品，是那么崇拜他高尚的人格和广博的艺术学识。
那段日子几乎成了杨教授最困难的日子，离婚使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居住空间、维持生计及创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金钱。他艰难借屋度日，将惟一的痴呆女儿交给年逾花甲的母亲抚养。而我也同样在这段日子里，因为刚刚起步就有比较成功的事业而饱受着一些人的嫉妒，身心受到伤害。命运硬把我们推到了一起，我们互相慰藉、互相鼓励，慢慢地走近了。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怀念那一段生活上非常不堪、但心灵却很充实的岁月。音乐变成了生活中永恒的主题，我们在音乐中度过了大段的时光，简直就像个富翁。回想自己这些年与二胡为伴的日子。当自己的技术和技巧不再是难题的时候，充实的人生和深远的思想就变成向上攀登的阶梯，而正是这个时候，杨教授的睿智、深刻使我像海绵吸水似的不断地汲取，畅游在音乐的海洋里。是他让我在艺术领域里触类旁通，也是他打开了我艺术的天眼，我庆幸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有他在我身边，我该是多么的幸运!
杨教授也深情地对我说，在我们相识相知中他要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时常会想，当我13岁离开父母后就开始了独立生活，我要在这复杂的社会里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坦白地说，我感到累和无助。因为杨教授的年长，他对我就有种格外的呵护、关爱和温情。我对他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是老师、是知已、是兄长、是父辈，更多的则是柏拉图式的情感。我的心灵被温暖着滋润着，我长久以来漂泊的心好象找到了停靠的港湾。不过更确切地说，这种靠岸的感觉里，柔柔静静的倚靠远远大于狂风骤雨后的歇息。尽管恋爱多款坎坷，我依然相信爱情
1995年之于我是一个无法言喻的生死之门。为了准备参加在台湾的一场音乐会和4首大型二胡协奏曲的录音，我投入到废寝忘食的练琴中。渐渐地发现原木已有些僵硬的脖于更抬不起来了，而且愈来愈厉害，甚至影响到了拉琴。但我仍然坚持着，在一个月内录完了4首作品，而且一直坚持到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拉完《兰花花叙事曲》的最后一弓。我倒在了音乐厅里。经医院检查，我已患有严重的颈椎病，并诱发了心脏病。我躺倒在病床上，父母把我接回了成都。那6个月卧床不起的日子，使我过早地体验了生命的无助和脆弱。我是那么害怕，我在祈求苍天不要过早地夺走我的生命，同时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什么二胡、什么艺术、什么名利，我都不要，只要好好活着。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到我病床前携着我的手，能真正理解我，为我心焦痛，分担我的痛苦，我就嫁给他!
其实还未去台湾演出之前，我已感到了自己的健康问题严重。当时杨教授正准备处美讲学，不知为什么，我的第六感觉让我有了一种不样的预兆。我就劝他：“等我从台湾回来你再走，好吗?”当时杨教授感到为难，一则签证已差不多要到期了，二则这是他艺术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访问。就这样，当我在台湾演出时，杨教授已飞往了美国。我病重期间，他远在美国。一边是身体虚弱与病魔搏斗的我，一边是与他的艺术、事业息息相关的音乐，他的选择同样痛苦。突然有一天，他从美国赶回中国，几乎用忏悔的语言检讨他不能在病床前陪伴我的身不由已，然后告诉我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和另一位二胡演奏家想演奏他的《悲歌》，他前来征询我的意见。我想了一想说不合适，《悲歌》是他为我而写的，我希望在我病重期间让《悲歌》成为我最大的安慰。他默默地看着绝望的我，一口答应了。
我的要求是不是太多?我在希望成为惟一能演奏这个作品的人的时候是否也想在心里成为他的惟一呢?还是我病得太久，我的心里也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亚健康状态?我真的不知道，但在我心灵深处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早日好起来，在对生命有了崭新的认识后重新演绎这曲《悲歌》，并且我相信也只有我才能最准确地诠释它。可当我知道杨教授只是表面上答应了我，但实际上他还是违背了他的诺言，答应了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请求时，我顿时心灰意冷。
也许这就是男人所需要的事业吧，但当时我觉得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重要。没什么比这更让我伤心，我感到我再一次被伤害了。
细细想来，我与杨教授的开场就是从《悲歌》开始，结尾的遗憾也传更有艺术价值，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
如今我已痊愈，过了这些年，我也在重新反省自己。我不由想起我的初恋，竟与这次恋爱有着相似之处。无论是初恋的那个男孩子，还是杨教授，我本就是在一种逆反的心态下走进去的，而他们都是那么、真诚地对待我。虽然隐瞒各自理由，但毕竟是善意的，而我不那么慷慨，不那么宽厚也有我彼时彼刻的道理。现在看来，一切都不算什么，可时光隧道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产物，那是走不回去的。
1997年春，“上海之春”音乐节为我举办了二胡独奏音乐会。音乐会上，我重新开始演奏杨教授的作品。经常有人问我，你还相信爱情、婚姻吗?我说我信，因为在我的心里，无论是启蒙老师舒昭夫妇、恩师王乙教授夫妇，还是我的父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所见到的大多数家庭都是那么美满，我愿意相信爱情，因为它是美丽的，我对婚姻仍然有着美好的期盼。如今当我从容地回首曾发生过的这一切时，我的心温暖着，就像壁炉中的那团火，闪闪烁烁，能把人的心熔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