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老生演员，母亲李蔷华是程派京剧演员。他们都是有很高艺术天分的人

父亲是我母亲的第二个男人。
我的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老生演员，母亲李蔷华是程派京剧演员。他们都是有很高艺术天分的人，成名都很早。我母亲14岁就自己挑班唱戏，养活一个戏班子。我父亲是“正字辈”的佼佼者，15岁就跟顾正秋拍了电影《古中国之歌》。50年代初，我父母亲都进入了武汉京剧团。但是我父亲并不是我母亲的第一个男人，我妈一辈子有三个男人：丁存坤、我父亲关正明和俞振飞大师。
丁存坤是票友，京剧爱好者，也是当时所谓的上海小开，家里面有钱，1949年他去了香港，在香港票界也是相当有威望。据我妈讲，她跟丁存坤在一块之后，丁存坤就不让她再出去唱戏了，因为不愁钱花嘛。但是我妈爱戏啊，是要唱戏的人，不让她唱戏那哪行啊！后来就分开了。

我爸唱戏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就送到上海戏曲学校，他是那所学校里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老生。我爸以前的名字叫关宝永，后来进了“正”字辈，改名叫关正明。

我爸人聪明，脾气比较倔，我跟他的脾气比较像—比他稍微圆滑一点吧。我爸一辈子除了唱传统戏，就是搞原创剧目，无论是现代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估计他有三十多出戏，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的。他是一个不墨守陈规的人，所有的老戏的唱腔，到他嘴里唱出来都跟别人不一样，他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对于行腔吐字非常讲究，我在这方面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妈和丁存坤有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和我爸有两个孩子：我二姐和我，我是母亲惟一的儿子。我小时候他们都没时间管我，演出任务重，当然收入也高，记得那时候他们俩人加起来一个月有两千多块钱，当时普通工人也就几十块钱养一大家子。但是我父母从来不惯着我，家教极严，有很多规矩，在我印象中从没和大人一起吃过饭，都是在一边的小桌子上几个孩子一块吃，吃完了乖乖到边上写作业去。我小时候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我姐姐的衣服穿，直到上小学。

因为苦闷，父亲教我唱戏了

我父母亲都是非常仗义、乐善好施的人，有些细节是我后来听别人说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有印象的。
那时候坐三轮车，每次两三毛的车钱总会多给一毛两毛，从来都这样。夏天天热，买哈密瓜拿到后台，后台有一个大木盆，里面搁上几块冰，把瓜搁冰上面。演完了要走了，把瓜切一半，一半拿走，一半给搞服装的几位师傅。武汉京剧团跟我父母同辈的这批演员，除了角儿以外，没受过我父母亲帮助的几乎没有，这些帮助，有些是在生活上，有些是在艺术上。

文化大革命我父母都吃了非常大的苦头，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饱受摧残。我爸因为有个改唱腔的个性，文革时把《红灯记》里“提篮小卖拾煤渣”那一出以及其他戏的唱腔给改了，被人说是篡改革命样板戏，每天吃耳刮子什么的是家常便饭，前后被打断过七根肋骨。

我父母当年没想过要教我唱戏，但我从小是在后台长大的，在后台长大的孩子懂规矩，刀枪把子不随便乱动的，行头绝对不随便乱碰的。后来我学戏应该说是无心插柳，倒也跟文革有点关系。

1971年，我父母从牛棚回家，但不代表政治上解放了，所以不能上台，只能看着别人去演戏，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苦闷的。我记得一个冬夜，我在厨房里坐在小凳子上洗脚，我爸坐在对面，忽然说：“我唱两句你听听？”我说好啊。他唱的是《朔风吹》（那时不能唱传统戏，只能唱样板戏），唱了两遍，完了问我：“有什么不同吗？”我说：“没什么不同啊！”他说：“那我再唱给你听。”再唱两遍，问：有什么不同吗？我还是不知道。他说：“我跟你说吧，我第一遍是‘水’着唱的，第二遍是非常讲究着唱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父亲就一点点教我唱戏了。他也没有指望我能以唱戏作为职业，其实是他实在没有地方去唱戏，比较苦闷，拿我当小听众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我也无事可做，谁知道后来越学兴趣就越大，我父亲也觉得这孩子还行。

我从心底里感激父亲，他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后来人家说200多年来京剧界关栋天是一个异数，从来不用吊嗓子，拿起来就唱。可他们不知道我小时候用了多大的功，父亲给我打下多好的基础。

1974年我做了知青，1977年我回武汉做工人，后来考进了武汉京剧院。其实我唱戏、做专业演员最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关正明、李蔷华的儿子是好样的。文革期间他们受到太多不公正的对待了，吃了太多苦，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

1978年文革结束，日子好了，我爸和我妈却过不到一块了。他们离婚是我陪着去的，特别痛苦，但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当时我二姐判给我父亲，我判给母亲。后来母亲问我：“我要到上海去了，你们谁跟我走？”那年我22岁了，我说从唱戏的角度我还是愿意跟我父亲一起。我姐姐爱穿着打扮、爱漂亮，比较向往大都市，那就让姐姐跟妈走吧。决定了之后我嚎啕大哭了一个晚上，为家庭的离散，为自己的前途。

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跟我谈起过与我母亲的这段，讲得比较委婉，总之就是觉得当时处理得比较草率，自己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我听了非常感动。

我比同一辈的演员幸福得多

很多人看台上的关栋天，嗬，真是个角儿！我自个儿心里明白，跟我父亲差远了。

1981年11月25日，我在上海演出《打金砖》，一炮而红。我本身是没有武戏基础的，15岁学戏，腰腿都硬了。但是当年看了《打金砖》这出戏后我想学，我父亲就去跟谭元寿老师说了，谭元寿老师满口答应，愿意倾囊相援。所以我才学了这出戏，我才能红。

虽然我红了，但只要是我父亲看我的戏，他都会拎个小本儿边看边记，散戏后就跟我说在他的眼里我永远有提高的空间。这点我比同一辈的演员幸福得多，因为我们这批演员里，父母亲都是干这个的不多，我父母亲本身又都是角儿，造诣深厚，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所以后来跟周立波合作，我也是每次都这样跟他说戏的，刚开始他听得进，也改，可后来……我错了。

话说回来。有一次我在江苏演《打金砖》，最后一场又要翻又要摔，翻完了唱，唱完了摔，一个倒扎虎没完成好，蹭了眉心。那时我们演出就住在后台，大热天的，演完后脸上有泪水、有汗水，我跟父亲说要不我不唱了，唱得有点胆怯了，毕竟我没有那么好的功底。我父亲没有二话：“不行，必须得唱！”当时伤口那个疼啊，心里更是委屈啊。1983年在盐城演出，我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腹泻，一天跑厕所跑了十三趟。晚上演《群·借·华》，我的《华容道》，我父亲前鲁肃后孔明。演关老爷的时候，我站桌子上腿直发抖，一边站一边抖，可是不能回戏，必须得唱—父亲对我的要求严格得不得了。

1984年，我从武汉京剧院调到了上海京剧院。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嫁给了昆曲大师俞振飞。母亲和俞老的那段婚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于歪曲，那是对我妈不了解，我妈是见过大世面、见过大钱的。

我妈对俞老的照顾无微不至。为了俞老，她调到上海戏剧学校做老师，不唱戏了，一门心思服侍老先生。老先生的吃穿用是非常讲究的，喝鸡汤是要搁火腿的，吃蛋炒饭是要沾果酱的，吃肉粽子要蘸白糖的，晚上是要用很烫的水烫脚的。后来我也想过，如果我妈拿这种态度去对待我爸，两个人最后何至于劳燕分飞……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识了不少名角，看到了不少好戏。

京剧以前是大众艺术，现在变成了小众艺术。这两年里，年轻人听昆曲逐渐成了一种时尚，听京剧的依然不多。从艺术价值上讲，我个人认为：京剧比昆曲更开放、更包容、更会吸收。京剧融汇了其他地方戏曲很多的长处，以前的京剧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京剧—哪怕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京剧—跟现在都不一样了，同样的剧目在舞台、穿着、打扮、表演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京剧是一个需要有传承的艺术，但是现在在传承上面临很大问题。以前父母亲常跟我说：你要是想进步，必须跟好角儿在一块儿演出，跟他们演一场比你自己演十场都管用。文革以后还健在的京剧艺术家我几乎全见着了，还跟很多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过。

其实现在的孩子有很多自身条件很不错，腰腿啊、长相啊、个头啊、嗓音啊，都好。他们缺的是什么？没见过“好”角儿，如果连什么是“好”的都没见过，又怎么知道它“好”，它“好”在哪里？那怎么传承？拿什么去传承？但这不怪他们呀！尽管有各种资料，但没法完整地展现前辈们的神韵，更何况太多的前辈们都没留下资料，太可惜了。现在应该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待遇，

让他们有自尊，有自信，多学多练多演，趁有些老师还教得动，赶紧传承！

本文转自公众号｜寻找李少春

END

文中音乐钗头凤来自瑞鸣音乐专辑《短歌行》。古筝吹皱了暮春一潭绿水，洞箫如丝丝烟柳拂乱心头。那佳人临水的惊鸿一瞥，勾起的是甜美如斯的回忆，还是咫尺天涯的痛楚？男声痛切沉吟难舍难离，女声痴缠远望如烟笼水，珠联璧合，愁怨依依。也曾举案齐眉，也曾心有灵犀，岂料鸳鸯棒打缘浅即尽；岂料今日唱和，竟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未久，唐婉殁。四十年后陆游再至沈园，绿柳依旧笑春风。当年题诗的半面残垣，成为他心中永远遗恨的一块墓碑。

《短歌行》

响遏行云十分韵 声动古今万般情